[摘 要] 职业院校数字化治理对提升教育质量和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至关重要。基于协同治理理论,从制度、主体与目标3个核心视角切入,构建了职业院校数字化协同治理分析框架,系统梳理了当前数字化治理实践中存在的三大突出困境:制度理性失衡、主体协作滞碍以及目标发展异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路径:构建数字化协同机制,提升制度理性;畅通主体沟通渠道,搭建数字化平台;加强校企合作,消解认知偏差。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需更新治理观念、加速技术研发应用以推动技治融合创新常态化,进而构建协同高效的数字化治理体系,以期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数字化治理 协同治理 职业院校 数字化平台 校企合作
0 引言
当前,人工智能、区块链、5G网络等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推动各领域的数字化治理,为破解复杂治理难题、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数字化是中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1]。教育数字化治理以治理为先[2],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字化治理能力成为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与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要健全规范有序的数字化发展治理体系,推动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打造良好数字生态环境,为教育治理数字化提供坚实支撑[3]。对于职业院校而言,如何在数字化治理背景下有效整合资源,实现多元主体如何实现合理分工与高效协同,已成为制约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目前国内针对数字化治理,学者们展开了许多探索,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以下3方面。一是关于数字化治理内涵的研究。聂小林等[4]认为,教育数字化治理是在数字化背景下,以数据要素为驱动力,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教育治理全领域、全过程的教育管理与服务平台。刘邦奇等[5]认为数字化治理是数字技术与治理实践深度融合的产物,学校数字化治理是将数字技术融入到学校治理全领域、全过程,提升其数字化水平,从而实现数字化的学校治理形态。二是数字化治理的目的研究。韩毅[6]认为建构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体系,有利于解决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过程中线上线下教育磨合的问题。三是数字化治理机制研究,周凤玲等[7]认为数字化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治理效能,特别是在智能化感知风险、精准预判以及治理方面的能力。王云波等[8]则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职业院校数字化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体现在人才培养与就业方向上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相契合。此外,许多学者对国外经验进行了研究。英国通过“数据未来”平台通过顶层制度设计,明确了政府、学校、企业在数据共享中的权利与责任,为核心素养评价与资源精准配置提供了协同基础[9];与此同时,美国成熟的数字化治理体系也揭示,通过构建涵盖“制度规范、数据共享、协作机制和决策支持”的全方位框架,是系统化提升治理效能、保障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的根本路径[10]。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为理解数字化治理奠定了概念与目标基础,然而,在破解“数据孤岛”与“治理碎片化”等核心顽疾方面,仍缺乏一套能够系统整合跨部门、跨层级资源,并能敏捷响应多元诉求的治理方案。在此背景下,协同治理理论作为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合作、资源整合与高效互动的理论范式,为理解和优化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实践导向。
1 理论框架:协同治理理论的适切性与分析框架
1977年,Haken[11]首次提出“协同学理论”,奠定了协同治理理论形成的基础框架。此后Os-trom、Lintz、Wikander等众多研究者投身协同治理领域的研究,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理论见解与研究方向。当前,学术界主要从制度、主体、目标达成这3个角度开展相关探讨。基于此,本文将剖析协同治理理论的核心内涵,并分析其作为职业院校数字化治理分析视角的适配性。
1.1 理论阐释
协同治理理论并非单一、僵化的理论,而是一个发展中的理论集群,其核心在于阐释多元主体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互动机制与共识目标,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对复杂公共事务的合作共治。该理论的内涵可从三个研究中得以洞见:其一,在制度建构方面,Lintz[12]指出协同治理需通过精巧的制度安排,实现主体行为、知识传播与权力分配的动态平衡,以突破传统科层管理的单一权威逻辑,回应了治理实践的复杂化需求。其二,在主体互动方面,Ostrom[13]强调,成功的治理不仅依靠法规条例,还要依靠高度灵活的社会资本与信任机制,即多元主体通过对话、资源共享和共同学习形成的合作范式。其三,在目标达成方面,Wikander[14]将学校治理定义为校内外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共同目标而采取的集体行动过程,凸显了目标共识对协同行动的引领作用。综上,协同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制度性、主体性与目标性三位一体的核心分析维度,有助于理清制度安排、主体互动与目标设定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构建协同高效的治理体系。
1.2 协同治理理论的适切性与分析框架
职业院校数字化治理是一场由数字动能驱动的深层次治理范式革命。其核心困境在于,数字技术固有的“去中心化、互联互通、数据驱动”等特性,与传统科层制下的“条块分割、经验决策、主体权责模糊”产生了结构性冲突。本文所构建的制度、主体与目标三维框架,正是为了系统回应这一核心矛盾。首先,从治理过程的制度性来看,数字化治理的本质并非简单的技术升级或流程优化,而是一次深层次的制度重构过程,其核心在于构建契合数字化时代特征的规则体系与治理逻辑。因此,如何进行制度设计以达成制度理性与价值理性形成动态平衡,成为数字化治理的关键。其次,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来看,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变革工程,涉及政府、院校、企业、行业组织、教师与学生等多类治理主体[15]。这些主体拥有差异化的资源、诉求与权力,任何单一主体都无法独立承担治理的全部责任。最后,从治理结果的目标导向来看,在职业院校数字化治理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核心目标。“技术技能人才”即能够运用一定技术技能完成职业劳动任务和实现职场工作目标的人才,而“高素质”是对技术技能人才整体能力和综合素养的要求[16]。然而,在职业院校数字化治理实践中,仍存在显著的目标错位问题:企业更倾向于以有限投入获取短期实效,而院校则期望构建长效化的技术支持机制,推动数字化治理体系完善与治理能力的根本性跃升,二者目标上存在差异。
总体而言,职业院校的数字化治理改革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非预设性的动态演进过程。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从制度、主体和目标达成3个维度展开系统分析,以深入揭示职业院校数字化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本研究的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2 职业院校治理数字化面临的问题
2.1 数据资源建设概况
Fullan[17]曾经指出,决策者对变革的规划非常投入,且充满信心,渴望自己设计的变革项目能够实施,但是“有志者”不一定“事竟成”。职业院校数字化治理初衷是借助数字技术提升管理效能、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强化产教融合协同,以适应新时代职教发展需求。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却面临着理性失衡的风险,即可能过度聚焦于政策执行的工具理性,进而忽视政策本身的价值意义。《职业院校数字化治理发展报告》[18]显示,在对全国31个省份486所职业院校的调研中,67.2%的院校将“数字化平台使用率”“线上课程数量”作为数字化治理的核心考核指标。就职业院校数字化治理而言,改革措施往往带有较强的任务导向性,部分学校更侧重于对显性指标的完成与考核结果的达成,而对治理成效与教师内在参与动能的关注相对不足。为落实数字化改革要求,一些学校根据平台数据和使用考核结果,呈现出以“结果导向”倒逼参与的趋势。在此过程中,数字化治理中缺乏教师参与的制度化渠道,改革制度多以行政推进为主,教师更多被动接受要求,缺乏主体性与获得感。制度设计缺少对教师现实困境与专业成长诉求的回应,进一步削弱了其内生动能。
究其根源,首先是绩效评估体系的片面化导向。当前对职业院校数字化治理成效的评估,多侧重于易于量化的工具性指标。这种考核会导致执行层面的策略性应对,而非关注治理为教学、师生发展带来的实质价值,造成手段与目的的倒置。其次是教师主体参与机制缺失。数字化治理的制度设计与推行路径多为“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未能建立吸纳一线教师智慧与诉求的常态化渠道,削弱了其认同感与内生动力。最后是对数字化治理内涵的理解存在偏差。部分管理者将数字化治理简单等同于技术工具的引入与业务流程的线上化,忽视了其本质是一场关乎教育理念、组织文化和权力分配的深层制度变迁。这种认知上的局限,导致在制度设计初期便缺乏对价值理性的系统性考量与制度性嵌入。
2.2 主体协作滞碍:本位思维挤压全局观念
职业院校数字化协同治理是以多元主体为基石构建全新治理格局,强调政府、学校、企业、教师、家长等各方协同联动。然而,当前部分主体参与积极性参差不一,主体间缺乏有效的数据共享与沟通机制,致使资源和信息无法流通,形成割裂的治理链条。据《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23)》[19]统计,仅32.1%的职业院校与企业建立了常态化数据共享机制,而家长参与数字化治理的比例不足15%。倘若不能有效破解职业院校数字化治理中的协同难题,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现象将愈发突出。多元主体权责界定模糊,政府、学校与行业组织在问题处理时互相推诿,家长的监督与建议缺乏通畅有效的表达途径,导致多元主体难以形成合力,数字化治理的整体效能大打折扣,优质职业教育生态难以建成。
究其根源,首先在于权责利边界模糊与制度保障缺失。政府、学校、企业、行业组织等多元主体在数字化治理中的具体权责缺乏清晰的制度性界定,尤其在数据共享、资源投入、决策话语权和利益分配等核心问题上规则不明。其次是协同平台与激励机制有限:尽管搭建了数字化平台,但其功能多集中于事务办理,缺乏支撑深度协商、共同决策与利益协调的模块。同时,跨组织协作需要额外投入资源与精力,若缺乏与之匹配的激励补偿,各主体便缺乏突破本位思维投身协同的内驱力,合作常常流于形式。
2.3 目标发展异化:职业院校与企业间的利益取向冲突
职业院校和企业作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重要合作者,存在不同的利益取向差异。职业院校作为公益性教育机构,本质上注重育人,具有长期性和公益性[20],其首先强调教育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而企业作为营利性组织,其首先强调效益,即通过职业院校培养出符合岗位需求的人才,以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21]。数字化治理下,企业迫切需要具备岗位胜任力的学生入职,以便将人力资本快速转化为生产力,从而满足自身的经济需求。而职业院校在这一过程中更看重价值理性,致力于培养具备良好数字素养与技能的人才,这就导致职业院校很难在企业期望的生产周期内给予相应的利益回馈。当企业发现在参与数字化治理时,难以快速实现产品或服务向现实价值的转化,也无法以最低成本招聘到适用的技能人才来满足自身对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时,就很容易引发双方在人才供需方面的利益冲突,进而缺乏长期深入合作的基础。
透视其本质,第一,企业技术保护的天然属性。作为市场化组织,企业的核心目标是盈利与巩固竞争优势,出于对知识产权泄露与商业回报不确定的担忧,企业在合作中往往难以开放前沿工具与系统接口,致使职业院校无法获得支撑其深度改革的关键技术资源。第二,院校技术能力的结构性依赖。职业院校在数字化转型升级中,面临教学端与治理端的双重技术压力,但其自身在研发与运维方面普遍缺乏自主能力,形成对企业支持的深度依赖。第三,双方利益诉求的制度性错位。企业与院校在技术供需结构上存在根本张力:企业追求有限投入下的快速市场回报,而院校则期望建立可持续的技术支持机制,最终制约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治理架构的形成。
3 职业院校治理数字化的解决对策
3.1 构建数字化协同机制,提升制度理性
在职业院校数字化治理的系统推进过程中,须始终紧扣制度设计-协同过程-协同结果的闭环逻辑(如图2所示),通过系统化的机制赋能来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度融合与动态协同平衡。在制度设计层面,应当率先确立价值引领的根本原则,将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成效、学生数字化学习后的技能转化率、校企数据共享对课程改革的实质推动等质性指标,与平台使用率、数据采集完整度等基础性量化指标有机整合,构建兼顾效率与效益的复合型考核体系,确保数字化有章可循、不偏离方向,从源头上防范数据碎片化与价值目标偏离的治理风险。在协同过程层面,需要建立多元主体深度参与的赋能机制,通过制度化设立数字化治理平台等创新渠道,使一线教师的教学痛点与企业的人才需求直接融入技术选型、流程优化与资源建设的各个环节。在协同结果层面,应当建立基于数据的动态优化机制,通过持续追踪跨部门数据共享效率、教师数字化教学效能增长率、产教融合项目满意度等关键指标,系统评估工具使用与价值实现的匹配程度,并将评估结果及时反馈至制度优化与流程再造过程,形成制度保障机制运行、机制驱动协同创新、协同成效反馈制度完善的良性循环体系,最终使数字技术既成为提升管理效能的重要工具,更始终服务于师生全面发展与产教深度融合的职业教育根本使命,构建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数字化治理新生态。

4.2 畅通主体沟通渠道,搭建数字化平台
在数字化治理进程中,教育领域需紧跟时代步伐,以创新思维构建全新治理模式。于校内而言,打造一站式校内协作平台是关键举措,需优先搭建多元协商、共同决策、利益协调三大核心模块,为治理核心流程提供线上支撑;同时,平台需开通统一的师生诉求“直通车”通道,方便学生随时反馈学习与生活难题、家长便捷提交教学改进建议及资源需求,管理部门需明确诉求响应时限,将处理过程与结果在平台公开,形成监督闭环,打破部门间沟通屏障。在校外,应联合企业、行业协会搭建产业互联平台,建设开放的虚拟仿真实训资源库——支持合作企业上传典型生产案例与技术难题,学校开放先进实训设备与场地资源,双方人员可通过平台在线预约、高效利用资源,以此激活学校内外部循环系统,凝聚多元主体合力,推动教育领域数字化治理进程,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动力。在动力保障层面,需完善激励补偿机制以激发协同内驱力:建立分层分类激励体系,将企业参与度与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及社会声誉挂钩,院校协同成效与办学评估、专项资金分配联动,教师协同贡献与绩效考核、职称晋升直接关联,同时设立“家校协同积分制”鼓励家长参与,系统性提升所有参与方的协同意愿与能力。
3.3 加强校企合作,消解认知偏差
在职业院校数字化治理的进程中,职业院校与企业亟需纠正各自对协同角色的片面认知,深刻理解并主动承担在数字化转型中应有的职责。对职业院校而言,管理层需转变传统经验主导的决策模式,强化基于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能力,提升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教育治理中应用的理解与统筹能力。教学端则要引导学生构建信息社会的技术认知框架,真正把技术内化为自主学习、终身学习与创新能力发展的工具。与此同时,教师队伍不仅要提升数字化教学能力,还需形成复合型、大师资体系,培育既懂专业又通技术、能够驾驭数字平台的高素质“双师型”教师。对于企业而言,需跳出以往短期投入并快速获取回报的功利思维,摒弃个体理性下的非合作博弈观念,主动树立“教育共同体”意识,将自身发展与职业教育生态的良性循环紧密捆绑。企业可通过提供认证培训、组织考试、授予证书等环节获得直接收益,并在此过程中提前识别和锁定潜在的优秀技术人才,实现社会声誉与人才储备的双重收获。在这方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华为ICT学院”的协同实践提供了典型范例。校企通过共建“华为ICT学院”,系统构建了课程共建、师资共培、平台共享的协同机制。华为不仅将自身技术认证标准转化为“X”证书,还全程参与从招生、教学到考核的全过程,设立“华为班”实施订单培养。同时,华为通过认证培训等环节获得合理收益,并提前锁定优秀技术人才,实现了社会效益与人才储备的双重收获[22]。
4 结语
职业教育的数字化治理是一个随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要充分利用技术的工具性价值,也要契合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新要求,还要体现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实现职业教育系统与数字技术的共同进步。接下来,需深化对数字化治理理论的探索,持续更新职业教育参与者的治理观念,加速新型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进程,推动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治理实践的融合创新走向“常态化”。同时,要强化对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规范与评估工作,防范和化解其面临的重大风险,构建良好的职业教育治理生态。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转型,为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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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张洪源 王海莹
[作者简介]
张洪源 王海莹: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学院
通信作者:王海莹(1975–),女,河南南阳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治理。E-mail:hywang@sspu.edu.cn
原载《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
第43卷第2期
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