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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强国:认知、实践与本体回归 ——“建党百年来中国现代体育发展历程”工作坊学术综述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更是我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启之年。如果我们把中国体育放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放进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追逐中国梦的探索史、奋斗史和发展史中进行认识和定义,就会发现中国体育始终与国家,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没有哪一个一百年像这一百年一样,它的使命担当会与中华民族站起来、强起来与富起来的战略目标深深相契。为此,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期,为了更好地汲取历史经验,准确研判中国体育的未来走向,《体育与科学》编辑部邀请《解放日报》主任记者吴驷先生、上海体育学院博士生导师路云亭教授、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沙青青博士,重点研讨与交流了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的成文背景与价值意义、不同历史时期国家领导人的体育观与体验史、大球项目的集体认同与国家期待、体育外交的内在机理与外在价值、体育精神的明星效应与社会差异、体育生活化的观念悖论与本体回归等学术问题,旨在为新时期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建言献策,促进体育强国建设落地生根。

1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体育强国建设的文本认知

毛泽东于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虽离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还有4年的时间,但它却奠定了毛泽东主要体育思想以及教育思想的基础,更是对他1941年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提高人民体质”为主的“新体育”精神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吴驷认为迄今为止很难有几个高级领导人的体育论述能与之相比,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篇极为重要的体育文献。现在重新思考《体育之研究》,不仅可以窥探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对当下的中国体育发展也具有启示意义。吴驷认为讨论与分析《体育之研究》,首先要从其写作背景开始,文章的开篇毛泽东就讲到了国民的素质,国民的身体是最令人担忧的,其实就是当时流行的一个观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由于现代体育是西方人引入的,所以,现代体育在中国的生存空间还是相当模糊和笼统的。而关于中国的身体文化,我们的武术,或者说国术跟西洋体育的关系,存在着很长一段时间的纠葛。19世纪末,武术在义和团运动中一败涂地,同时也出现了4个字即“东亚病夫”。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写出了《体育之研究》,探讨了文明和体育之间的关系。

路云亭认为毛泽东本人对体育有很多种感悟,他赞成吴驷的观点,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对于体育的独立思想性,思考的深度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对于体育和中国的关系的认识目前为止是没有学者能够超越的,为何没有超越呢?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身体的觉醒。大家知道近代革命的所有过程,都在于的认识身体之觉醒,因为这是人的天性。例如,我们看动物世界,动物遇到危难的时刻,它总要衡量一下自己的体重和对方的差异,自己的灵敏度和对方的差异,自己的爆发力和对方的差异,动物世界里这是一个天性。那么,一个国家、一种文明在新的文明的冲击下,自然而然会传递出力量,一旦这种力量扩展到足够强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应该进入新的文明体系了。但是这个时候拿什么来衡量呢?还是一个原始的衡量尺度,还是拿身体来衡量。可以说,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整个现代性觉醒都是从身体觉醒开始的,从严复到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是从身体觉醒开始的。毛泽东提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个条则,它还在闪光,国家一旦脱离了这个条则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二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对“身体第一性”的强调与重申,实际上就是将德育和智育列入体育之中,这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毛泽东在这里讲的非常鲜明,道德教育和智力教育必须要依附在体育上,体育优先。吴驷进一步指出,我们的体育学,体育教育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位置”的安放问题,体育何去何从?其实体育课的位置一直摆不正。相比而言,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与英国教育学家洛克的《教育漫画》是相当吻合的,他也提出了身体优先,教育优先的教育思路。这篇文章依然值得关注,讨论的主题就是身体优先性,怎么能够更好地使学校教育、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和体育教育有效融合。所以,吴驷认为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给予我们今天最大的启示,就是身体优先性和体育课的位置摆放。我们体育课最大的问题就是将体育教育放置在知识教育、文化教育一个层面,其实体育不能成为同一个层面的东西。正如《体育之研究》中讨论的那样,体育是身体教育、道德教育的基础,它不是知识论的问题,不应该以知识体系来主宰。比如体育中考中出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体育课,体育教育的一个极其尴尬的处境。吴驷觉得这样会影响我们国家体育发展的基础。

许倬云的《美国六十年沧桑》一书中谈到美国价值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他对美国体育的强势过于不满,讲美国文化在当地是怎样的衰败。其实在中国正好相反,如果说,美国的学校体育已经有些异化了,那么,我们今天却是弱化,是极度的弱化。在这个意义上,今天重读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是意义非凡的,我们小时候总是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其实这是一个依附于体育的口号,毛泽东这里就谈得非常清楚。回过头来看,现代体育的起源是英国,英国体育的起源就是学校体育。有意思的是,今天讲高级的私立学校,你会发现他们的体育课占比大概到了总课时的2/5。这个课时的分配,我们看到了吓一跳,因为这是英国体育的一个法宝,也是文明体育里最核心的东西。曾经有过一个争论,就是现代体育是以奥林匹克运动复兴为标准,还是以英国的学校教育为标志?吴驷认为是以英国的学校体育为标志,才是体育的真正本源。一百年后回望中国体育,回望学校体育,这些都是我们最需要反思的问题,这也是毛泽东《体育之研究》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

2  主要领导人的体育生活:体育强国建设的顶层认知

我国主要领导人的体育思想、体育论述、体育认知是体育发展的主要引领与方向。讨论我国主要领导人的体育生活,路云亭认为第一个要谈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的体育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长沙时代,毛泽东那时当过守门员,因为他比较高。虽然体育学术领域的学者不一定关注这个事情,但他的确有着这样的实践经验。第二,延安时代,这个时候他主要打乒乓球,体操有时也会练。最近,看到一个视频,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时候,练习太极拳,也就是说他也是练过武术的。大家都知道我国主要领导人在早年多多少少都是接触过武术的,周恩来、朱德等,他们都是军人,武术是必修的。第三,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他接触到的体育运动就是游泳,毛泽东的游泳生活和他早年的体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热衷于到江河湖海去游泳。当时他不在游泳池游泳,而是在江河湖海,73岁时还在长江游泳。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的生活,这种生活也是中国进入现代化以后,尝试着没有放弃的东西,毛泽东讲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就是这样的自然生活。毛泽东畅游长江时,对陪游人员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他的行为主旨就是要恢复那种生命本能,这样的环境与现在的游泳池是不一样的,它要回到自然环境中去。毛泽东强调到江河湖海去游泳,比在游泳池游泳更先进。

路云亭认为第二个重要的人物是邓小平。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政治家,最高的评价应该是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进了现代社会。这种改革开放涉及社会竞争的精神,这个精神来源于哪里呢?路云亭认为,至少和他的体育生活相匹配,邓小平喜欢打桥牌,喜欢围棋,他还喜欢看足球。打桥牌的时候,他把这种事看成一种自然生活。自然生活中体育就是生活的一部分,邓小平的运动行为就是体育生活化的一个最典型的代表。从生活化这一点来讲,他比毛泽东更彻底。相对而言,毛泽东是体育思想化,邓小平是体育生活化。为什么我国的GDP位列世界第二?因为它极容易拉动消费,自然需求也就是按照天然的需求,也就是你需要就满足你。这种简单的、非常自然的体育观念,它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宏大思想是有直接关系的。另外,就是朱德与陈毅,大家都知道,他们都练过武术,作为军人,都要学习这个课程。他们对体育的行为标准一定有着自己的判断。陈毅邀请他的弟弟下棋,陈毅不会因为输掉比赛而不高兴,反而会跟着弟弟一起开心,他也会和别人下棋。路云亭表达了他个人的想法,就是他们早期都在法国留学,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在上海开第一届代表大会,当时就是在法租界,看起来很偶然,其实现在来看也并不偶然,法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影响还是很大的。这样下来,我们就会发现,他们都是体育自然观的代表者。

路云亭最后从战略思想的三个点介绍了习近平新时代的体育精神。他首先从围棋切入主题。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以来外交的成绩非常显著,外交成绩从哪里来? 路云亭认为,其一是围棋,很多人说我们现在要构建围棋强国,新的中华文明,这是十八大、十九大都一再强调的。围棋中的黑和白,互相转变,那种势能的转变,象棋体现得更加好。势能转变更像角色的转变。围棋就是黑和白,人人都是平等的,也都是有差异的,这是一种两元论,其实西方国家就是两元论的代表者,就是一种自然的范畴和方式。第二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足球观,其实和毛泽东的体育观念是非常相似的,相似度非常高,为什么呢?前两天有一个研究生问我,足球和篮球有什么好?由于中国的现实,我更尊重足球,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足球是室外的,它和草地共融,和天空一体,它即是自然,恬然开阔,而且运动员的身高不受任何限制,不同位置的作用可因人而异,尽情发挥,里面有很多微妙阐释。另外,始源化概念翻译成西方语言,就是自然野性概念。自然野性概念应该是中国独有的文明,但又却是我们中国最缺的。讲到英国的体育标准,一天就要三四个小时,跟体校都差不多了。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体育观和我们不一样。习近平总书记总想把我们的孩子引向田野,再强化“跑起来”,接近西方的这个概念,即自然野性的复苏。第三个就是拳击,这有一个抗争性的问题,抗争性也是体育的本体,先说体育的三大本体。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奥运会体系它更强调的就是身体的呵护和身体的觉悟;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美国式的sport体系,美国sport体系讲的是高强度的体系,后来两者融合了;第三个概念就是game,就是自然游戏。霹雳舞之所以能加入奥运会,就是因为它的游戏性,游戏是人类的最高智慧,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拳击有着抗争性以及游戏性的文化意涵。

3  大球类项目的集体认同:体育强国建设的内在诉求

2008年北京奥运会完满完成,一路走来,就算是拿到80多块,乃至100多块金牌后,人们突然发现,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体育,只能算是一个体育大国,而不能算是体育强国。已经拿了这么多奥运冠军了,为什么还不是体育强国呢?吴驷意味深长地说,这值得思考,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提到了要建设体育强国这件事情。那么,体育强国是现在进行时呢,还是将来时呢?中国只能是体育大国,还不能是体育强国。奥运会不是一个国家体育真正成功的标志,那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球类运动,它和一个社会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这就是体育在社会中地位的关键之所在。球类运动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精英体育和群众体育才能高度地融合在一起。那么,中国的球类项目,可以分为大球和小球,中国一开始成功的是小球,也就是乒乓球,它的成功也是非常偶然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相对于西方而言,它是边缘项目,西方不重视,也和西方的冷战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当时的奥委会主席,倾向于中国,所以乒乓球挤了进去。当时的羽毛球,中国也很强,但是没有机会,所以乒乓球成为了中国的国球,这还是很意外的。

吴驷继续说,其实大家可以想想,小球还是不太过瘾,它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一种组织社会、凝聚社会的能力。沙青青博士讲美国的棒球,用了“消遣”一词,我是不同意的,棒球在美国简直就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知道,美国打了两场独立战争,第一场独立战争就是华盛顿建国;第二场独立战争是跟英国人的分道扬镳。有趣的事情来了,英国人打板球,美国人就打棒球;英国人踢英式足球,美国人就踢美式足球,英美两国在体育上是彻底不同的。即使这样,美国人也真的了不得,他们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美式体育,美式体育虽然说不够世界化,但影响力绝对是世界第一的。所以,大型的团体球赛是决定社会节奏的主要方面。我们观察小球的时候呢,总是不满足,它虽然成功了。只有三大球,只有大型团体的东西,才能真正凝聚一个民族,真正能够让一个社会感到一种生机勃勃的力量。后来,中国女排冲了出来,获胜了,激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能够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及时地将“振兴中华”这个口号传接起来。事实上,大家是不会把这个口号贴到乒乓球上去的,只能贴到一个团体项目上,这个从体育内在的本质思考是非常有意思的。

吴驷进一步指出,女排在大球项目中应该是最突出的,即使如此它还是一个比较边缘的,甚至还可以说是在中国还不是一个喜闻乐见的项目。那真正喜闻乐见的项目是什么呢? 就是足球。足球是中国上上下下,拼足了劲儿,一直到了把它上升到国家战略这个层面,这其中总的推动者就是习总书记。我们很难去想象会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努力地去推动一个项目。这里已经不仅仅是喜闻乐见了,不仅仅是热爱了,它跟我们的社会,跟我们国家的运作和现代体育文明的运作方式非常有关系。这就是大球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此而言,体育在国人心中的位置在哪里呢? 在吴驷看来,就是我们的大球,我们的集体性项目,它有没有在社会运作方式中起到主旨性的作用。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欧美发达国家,他们都有一个大球类的项目被推崇。美国就根本不用说,一年四季他们都玩四个球,篮球、棒球、冰球,还有美式橄榄球。英国也这样干,足球、板球等。即使是在印度板球运动也是玩得风生水起。就是这个板球,我们是没有一个项目可以与之相比的,也没有一个项目可以与之对应。虽然印度的社会经济不行,你可能看不起它,但是,只要有两样东西能够玩转就行了。一个是板球,还有一个就是宝莱坞电影。所以,它的体育运作就让这个社会达到了一个高度,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和谐的地步,这才是一百年来体育的发展对我们中国人最深刻的启示。

程志理说,中国在北京奥运会已经获得金牌榜第一,但是为什么还不能成为体育强国? 归根结底,今天我们国家的体育,地位到底是什么?现在来看依然不够明确。我们回望这一百年,有三个希望,三个目标可以让我们继续思考。一百多年前,中国人提出了三个渴望,第一个渴望是能够参加一次奥运会,第二个渴望是能够夺得一块金牌,第三个渴望就是举办一次奥运会。整整一百年,到了北京奥运会三个渴望就都完成了。过去,奥运会一度成为中国体育的最大情结,因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就是中国体育成功的标志。那个时候的体育人,包括现在的大部分人,把奥运会等同于体育,这显然是一个莫大的误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因为这就牵扯到奥林匹克运动和现代体育的关系,这个问题放到体育强国和现代体育的关系里边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告诉了我们,体育也是现代文明或者现代化的方法学,我们可以从体育运动探讨现代化的发展之路。

4  体育外交的方法学实践: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之维

作为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战略资源,体育外交是树立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地位、快速融入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路径与方式。沙青青以棒球为例讨论了中国现代体育的民间外交属性,不仅梳理了我国体育外交的发展道路和基本经验,更是审视了体育外交实践的内在机理和外在价值。沙青青指出,中国共产党在1939年前后的时候就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接触到了棒球,早在延安时期便开始接触棒球,并将其纳入军事体育教育的一部分。后来,部分来自“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的日军战俘在延安及山西等根据地开始以棒球运动作为业余消遣,对此有兴趣的八路军指导员随后也开始学习,并组织比赛。1940年前后,刘伯承麾下的129师的棒球运动尤为普及,还组织过专门的青年棒球队及正式比赛。刘伯承对军事体育非常重视,认为体育可以辅助军事训练,特别提倡部队打棒球,因为打棒球可以极大地锻炼臂力,对投掷手榴弹有帮助,而且器械简单,花费不多,还可以培养战士之间的团队协作能力。当时在革命武装当中棒球运动已经开展了。中国棒球的源流,一个是以留学生为主,另一个以华侨为主,还有一部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体育。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棒球运动达到了一个非常短暂的发展繁荣期。1952年,第一届解放运动会的时候,棒球运动就被列入了正式的比赛项目,与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等常见运动是并列的。

沙青青认为,1958年棒球运动迎来了在中国发展的高峰期,可惜的是,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这个运动一下子就在中国销声匿迹了。因为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只有中国是推广棒球运动的,就是说没有国际赛事可以打,也根本没有交流的对手。50年代末,专业的球队陆续在撤销。后来,古巴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由于古巴跟美国的位置比较近,长期受到熏陶,实力还是非常强的,一直保持到现在。当时我们是出于民间外交的考虑,1964年,中国与古巴开始商讨体育文化交流的计划,中国主动邀请古巴派遣棒球专家访问教学。1965年,第一支棒球教练代表团访问中国,从中我们也看出了棒球运动有着一种特殊的属性,它作为体育民间外交的手段,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它运动无法取代的。沙青青继续谈到,1971年后,棒球运动逐渐在中国大陆慢慢复苏。1975年,日本派出了“友好之船”棒球队访问。在此之后,陆续有日本的大学球队、社会球队甚至中国台湾同胞的球队造访中国大陆,短短的几年中,频率高达十几次。随后,中国球队也陆陆续续地对日本进行回访,展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棒球景观。1977年,中国棒球考察团正式访问日本,与日本非常有名的棒球选手、华侨二代王贞治有多次接触,共同交谈交流球艺。1978年11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在北京与来访的日本新闻界访中代表团会谈时,表示希望邀请读卖巨人棒球队运动员王贞治访华。我们当时有意识以棒球为纽带,来经营民间外交交流的工作。当时日本的《读卖新闻》有廖承志向王贞治发出邀请的报道,官方尝试着以棒球运动为纽带,去经营日本对民间外交的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初,通过对日外交的突破,我们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间点打开了我们的外交群。以亚运会为代表的一些企业不那么敏感,此时棒球运动又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

沙青青继续说,和美国的民间外交也是这个样子。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以后,复旦大学的老校长谢希德先生,在一次接待一个美国的代表团与友人交谈的时候,问美国来访的客人说:“当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看波士顿红袜队的比赛,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夺冠?”我们都知道波士顿红袜队在美国是非常有名。所以时隔这么多年,再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作为一个话题,获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很快拉近了跟美国客人之间的关系。沙青青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个百年回望的关口,我们怎样来考虑近代以来体育发展的定位问题?体育跟国家政治的发展,或者所说它与国家外交之间有怎样的张力?这种张力,反过来对运动本身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同时他也指出,由于棒球运动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其不一样的属性,会导致一个直接的结果。棒球本身处于比较微妙的发展的状态,它很难向美国以外的世界进行传播。从这个角度来说,棒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或者生存环境,如果把它移植到中国历史的其它框架逻辑,反而未必会发展和壮大。在民国时代,棒球确实有发展,但是发展程度也好、普及面也好,反而不如20世纪50年代,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说,我们是否可以从体育和它的社会功用之间找到一个逻辑关系。

程志理指出,沙青青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在新中国打棒球》,在《党史研究》发表,沙青青讲的问题,其实就是体育运动作为国际关系的方法学。在程志理看来,体育是最为直接的,也是最为强大的外交实践,它以其自身的独特性不仅可以快速地缓解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可以有效地推进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

5  体育代宗教的仪式重构:体育强国建设的本体回归

2020年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为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也让我们有了重新思考何为“体育强国”的机会。吴驷认为,我们现在还长期停留在奥运会或者后奥运情结里。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们办得非常成功,就是罗格评价的“无与伦比”。那么后奥运时代,下一步呢,金牌数量的确在不断地增长,节奏感也非常明显,但就是感觉不够顺,这个应该是一百年以来中国人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体育到底应该如何来定位?学校里体育课已经被挤到了边缘,而奥运会上夺得金牌也兴奋,中国的足球也没有起色,中国体育的精气神“不太对劲”。这也是我们今天讲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的一个很深的体会。发展到一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的体育实现了什么? 拓展了什么?我们还能再为体育世界贡献些什么?这些真的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吴驷认为,我们中国人的体育明星在全世界有标志性的只有两个人。第一个叫李小龙,李小龙其实也不是体育明星,但是你问外国人,他真的能想起来的大明星,就是李小龙。第二个体育明星是姚明,姚明没有得过一块金牌,连世界前三名都没有。那么,姚明靠的是什么?就是NBA,NBA 是美式体育,他靠的就是美式体育。至于美式体育是世界性的还是地方性的,不在思考的范围,应该用能不能走进人民,进入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力角度来思考。像篮球、足球,这些集体性的项目是相当厉害的,姚明就是在这一点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所以作为一块金牌都没有的人,居然能够成为中国百年体育的顶级明星,其实是蛮奇怪的。相对而言,我们的奥运冠军做了很多过眼云烟的东西,却很容易被忘掉。甚至于有些奥运冠军,有的时候活得还蛮凄惨的,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你在社会的影响力,社会的价值并没有被真正地抓到。姚明之后就是李娜,李娜的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乒乓球夺了无数个冠军,却不如李娜一个法网,一个澳网的两个冠军。网球就是牛在它可以跟奥运会切割开来。所以,李娜的成就恰恰就不是什么奥运会,什么所谓的世界冠军,恰恰是因为这样一种大满贯,这样一种运动形式,植根于老百姓,植根于人民的日常生活,真正有了影响力,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我们数来数去的明星,他们背后所依附的项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是体育的本质,体育的价值。这就是我们现在思考的一百年以后,思考中国体育走向何处去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意识。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科技,最大差距就是体育。科技在有的方面是可以“借鉴”的,体育则不行。美国文明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以体育运动为基石构架而成的。

路云亭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有关奥运会的期望基本全部实现了,下一步要准备什么呢? 要干些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按照很多人的说法来讲,我们并不是体育强国,因为儒家文明对体育本体的限制还是很严格的。我最近写了一本武术的著作,强调了武术更多的只是一种仪式表演,它还不能完全进入现代体育,它要想进入的话,必须经过三个坎,而且必须要全部过,否则,它只能被暂时寄存在体育里。这么多年走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就是一种仪式,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当年的儒教伦理中,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学习或者执行仪式。当年毛泽东把仪式拿掉,那就是身体的觉醒,把仪式拿掉了,人就开始觉醒了,人就开始变得平等了。比如,妇女的解放,做得最彻底的一次就是1949年的解放,解放什么呢?就是解放儒家的缠足。它主要是防止妇女过度辛劳,后来就限制了妇女的活动能力。这个在很多古老的文明当中都是有的,古代奥运会也不让妇女参加。妇女不让参加的一大批行业,如女性的拖拉机手,女性的卡车司机,女性的建筑工人,女性的坦克手,最后落实到我们的女性运动员,我们国家就很看重奥运会体系里女子拿的金牌能够多一些。所以,毛泽东的思想带有对儒家文明彻底反思。毛泽东对中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不仅仅废除了男尊女卑这么一个条款,还把等级制度全部废除了,唤起后来中国的整体觉醒。

路云亭继续说,美国体育的确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从美国的理念讲起,从欧洲过去的那些人啊,过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宗教改革。其实看一下,现在的美国、德国和英国已经出现了宗教世俗化的现象,新教现在已经更加世俗化了,他们都不承认上帝是人,上帝是什么?上帝就是人类和万物进化的一种关系,人类和万物和谐共处的某种规律,以及人对万物认知的一种进化的总体方向,三者的和谐赋予人格化的理念,现在很多一线国家,都在解构宗教的思路。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当时它和体育是有关系的,看看西方的体育都是宗教的延伸。奥运会其实是天主教的折射,同时也是对体育界的一个反馈。世界杯可能更像是新教,美国的职业联盟则是新教改革世俗化的独立,也就是说宗教革新和体育的革新都是互进互退的。当宗教再往后退的时候,体育就会替代它的功能,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目前奥运会的一个情结。我最近还发现一个问题,中国的体育问题有点接近于新教,为什么这样讲? 有位博士问我,想写一篇妇女体育的文章。我说妇女体育做得好的应该是两个国家,第一个是中国,第二个是美国,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看实际比赛的情况就知道了,也达到这个只有女排被我们国家最高领导人认可,其它都还没有高度。毛泽东给了我们平等,邓小平给了我们很好的竞争机会,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在竞争和平等基础上构建新的关系,即“竞争中的平等,平等中的竞争”。吴驷认为,我们需要的恰恰是内心,发自内心的一种秩序。这么多年国家投入了这么大的财力和物力,来做这个工作的话,这就是仪式。因为中国从洋务运动以来直到1949年,我们付出了很多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动荡很厉害。所以说,中国的发展真的是一个大工程,真正完成可能还得近10年。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缺乏一种国家级大型的仪式化生活。从毛泽东的时代到邓小平的时代,一直到今天的新时代,就是一个仪式化的现代转型,因为,儒家伦理本身就有仪式化,但是儒家伦理限制了很多事情实现现代化。吴驷认为,这从身体的觉醒到仪式的重构,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体育理念、体育生活、体育参与度、体育思想息息相关。

6  结语

程志理作总结发言,认为三位专家都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视角,讨论了建党百年的中国现代体育,内容殊途同归、一以贯之。最近,习总书记几次讲到青少年体质健康,讲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是一次体育本体回归的理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三维的“野”的分析模型:政治学追踪、学术史考证、口号的符号学传播,从毛泽东(野蛮其体魄),邓小平(从娃娃抓起)到习近平,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体育本体”的叙事,最后提出体育运动是国际关系的方法学、体育运动是文明社会的方法学的学术观点。


——摘自:金玉柱,体育强国:认知、实践与本体回归——“建党百年来中国现代体育发展历程”工作坊学术综述——《体育与科学》,2021.01

“十四五”展望:科技革命视角下我国体育的新发展和独特功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中国未来5年乃至15年的发展蓝图,提出了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这比2019年9月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出的“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的目标提前了15年。在我国“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体育运动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体育产业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国际体育赛事是展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十四五”时期我国正经历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之际,科技创新对我国体育产业与高等体育教育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有的历史性交汇期可能产生同频共振,有的历史性交汇期也可能擦肩而过。”因此,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应抓住时代机遇,依靠科技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实现体育在我国创新人才培养中的独特功能,助力中国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

1  新科技支撑体育消费成为我国体育发展新格局中的内生变量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我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十四五”时期,要顺应我国体育消费升级趋势,促进我国体育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我国强大的国内体育市场,满足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的体育消费需求,这应成为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我国体育产业要主动服务于我国新发展格局,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而激发的多层次、多样化体育需求,要将体育消费作为我国体育发展新格局中的内生变量,这需要科技创新的支撑。

   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层面推动“都市圈”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一体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9个国家级“城市群”获批,我国城市化率从1949年仅10.64%增长到2019年的60.6%。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进一步推进与我国人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我国人民更加关注自身健康、体育、休闲与教育,对社区体育服务、社区健康促进服务的需求也在逐渐增长。随着我国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体育领域理应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的推进服务业数字化建设中作出体育科技应用示范:可采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手段,依靠科技创新力量,研究与构建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良性循环的社区体育健康促进服务体系,为我国居民提供集运动、营养、心理、环境、教育等健康干预为一体的社区健康促进服务,以提高社区居民的体育科学素养;实施科学技术与数字化驱动战略,提升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平台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公共体育服务扎根学校、扎根社区、扎根居民日常生活,引导社区健康促进服务方式的创新与变革,推动社区健康促进服务提质升级,为我国社区自治公共体育服务提供可行方案与经验参照,支撑健康中国建设;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体育服务信息网、基于体育培训企业的体育教育培训网,完善体育各专项数据库,推进“智慧体育场馆”“智慧运动社区”建设,使智能化、便携式运动设备与身体机能增强设备在健康干预中发挥作用;促进部分传统大众健身器械向智能化、可穿戴式发展,使部分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向服务化、可视化、社交化、实时化发展,使运动训练、运动竞赛与康复训练的科技保障体系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带动中国体育产业的现代化。

2  新科技加快我国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与体育治理结构的开放与互联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体育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体育治理体系要主动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满足我国人民群众对公共体育服务的需求。加快我国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与体育治理结构的开放与互联,这需要科技力量的推动。

当前,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我国体育治理主体之间逐渐形成网络结构并建立互联,我国党政部门、社会团体、学校、企业之间建立的体育关联更加多层面,公共体育服务协同供给方式更加多样化。我国政府、单项运动管理中心、单项体育协会、国家体育代表队、地方体育代表队、运动场馆、单项训练基地等通过数字化、智能化中枢在更大范围、更多环节上实现体育供给不同主体的联动协同,以多渠道、多种方式调动我国多方面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发展体育,这将引发我国体育治理方式与体育服务方式的深刻变革。例如,校园体育赛事、青少年体育赛事、专业性体育竞赛培训、职业体育赛事多头并进,催化了我国体育赛事筹办方式与治理方式的变革。“互联网+体育”打造了多元主体供给链创新体系,这将改变我国体育、教育、文化、旅游、卫生、医疗等各领域孤立、分割、单维的治理状态,加速体教融合、体医融合、体旅融合、文体产业融合、文体旅融合,不断创新体育与相关业态的联结方式,建立更加多维、开放、相互联结、融合的多业态共生机制,促进我国体育治理协同机制的形成,助推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3  新科技引领我国竞技体育更好、更快、更高、更强地发展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统筹做好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各项工作。”全面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把竞技体育建设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需要科技的引领。竞技体育和体育科学与技术是一个相互牵制,又协同共生的复合系统。我国竞技体育强国建设需要依靠体育科技,发挥体育科技进步对竞技体育发展的支撑作用。

当前,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元化、协同化的科学技术集群革新,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不断突破人体极限的科技解决方案。例如,使用纳米材料、大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新科技重构我国新的运动训练、运动竞赛与康复训练的体育科技保障体系。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辅助我国球队制定比赛战术,协助教练开展复杂的战术研究和数据分析,以提高训练效率。采用传感器、互联网、通讯技术、信息传播技术、自动控制、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高精度视频运动捕捉与分析技术等,以及相关设备与器材满足对我国运动员的运动动作捕捉和运动表现分析的需要。采用多维度、长周期、多源异构海量数据融合技术对运动员技战术能力进行评估及选拔运动项目后备人才,并构建冠军运动员模型。可见,科技的引领将使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同时也将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实现办赛精彩、参赛出彩的目标助力。

4  新科技赋能我国高等体育教育改革与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要求: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历史经验也已证明,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国家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重要原因。我国高等体育院校肩负着新时代中国体育发展和中国高等体育教育发展的双重责任和使命,不仅是体育与高等体育教育紧密连接的纽带,更是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要想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需要科技赋能。

过去500年里,世界范围内曾发生过5次重大的科技革命,包括2次科学革命和3次技术革命,而中国都曾遗憾错失科技发展的机遇。我国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抢抓科技革命于萌发之时,洞察科技创新潮流于青萍之末,推动产业变革于端倪之初,牢牢把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正如白春礼院士指出,中国再也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必须密切关注和紧跟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大潮流,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权。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以人工智能为主的新科技应用领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高等体育院校要紧跟国际体育科技前沿,组建体育交叉学科群和体育科技攻关团队,加强体育学二级学科之间的协同创新,加强对竞技体育中运动训练核心技术的科技攻关与创新,使我国高等体育院校成为新一轮体育科技创新的引领者。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其与体育相结合必将为我国体育领域带来重大改变,不仅会在实践应用中催生出新技术、新业态,同时也会在研究中引起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视角的变化,将会使体育学科的研究方向打破固有藩篱,不断向纵深拓展,从而为我国高等体育院校的教学改革与学科建设提供新的路径。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必须牢牢抓住机遇,依托新科技及其新应用领域,通过科技创新驱动,打造“体育学+人工智能”的新学科,同时要结合我国高等体育院校自身优势,以科技为支撑进一步凝练体育学科研究方向。将“体育学+人工智能”作为未来体育学科发展的一个着力点,不仅将体育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当作是重大的科技创新,更应将其视为前所未有的体育学科创新,通过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融入,创新传统的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与运动人体科学的学科分界,从根本上突破当前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发展的瓶颈,使其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跨越式发展,使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在助力教育强国、体育强国、科技强国的建设中释放更大动能。与此同时,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的带动下,我国高等体育院校要更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进入世界体育科技创新前沿,构建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区的协同科研攻关模式,打造体育学理论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协同创新研究平台,为我国培养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的体育科技人才和具有国际水准的体育科技创新团队,使我国高等体育院校成为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科技战略高地。

5  体育助力我国创新人才培养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科技革命在助推我国体育全面发展的同时也对我国体育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显示,我国创新能力还不适应我国高质量发展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当前,我国处于新的发展阶段,要以新的发展理念构建我国体育发展的新格局,要始终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我国体育发展的新旧动能无法转换,那么,中国体育就强不起来,而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人才正是如今学校在读的青少年学生,能否将他们培养成具有好奇心、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是教育领域当前面临的艰巨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弘扬追求卓越、突破自我的精神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体育本身是一种内在动机,而内在动机与创造性思维的具备比掌握单一的技术知识更为重要。因此,体育理应实现其独特的功能,在青少年创新能力的培养上发挥作用,以适应我国高质量发展对人才创新能力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基础研究一方面要遵循科学发现的规律,以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鼓励自由探索和充分的交流辩论”“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可见,青少年学生的好奇心在科学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好奇心的培养需要青少年有聪明的大脑、坚定的自信、坚韧的斗志、宽容的心态和担当意识,而体育运动与青少年好奇心培养的以上各影响因素息息相关。

1)体育运动对青少年的大脑发育和身心健康促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内外的最新研究表明,多种多样的体育运动在人的大脑中能建立复杂的神经关联,使大脑结构发生变化,神经元数量增加,神经元关联多样化和复杂化,能提高人的认知执行功能。例如,注意力的集中、注意力的分配与抗干扰能力,信息加工速度及灵活性等。体育运动还可使大脑获得充足的供氧。有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体育运动都会使人的创造力提高。长期坚持体育运动的人,其创造力及各种能力的总体水平高于不参加体育运动的人。

2)体育运动可以使青少年变得更自信。创新人才是具有独立完全人格和个性品质及具有高尚品德的人。青少年一旦投入到体育运动中,将从中体验到体育运动带来的乐趣与精神享受。体育比赛如同青少年梦想的“催化剂”和“助燃剂”,能催化青少年的体育梦想。究其原因,体育比赛是竞争性的活动,不论是在个人单项比赛中还是在集体性运动项目比赛中,运动技术水平的高低、体育素养的优劣、人格魅力的大小,都需要在体育比赛的竞争中通过参赛者自身的行为体现出来,通过参赛者自身的情感表达出来,展现出人格的独立和自身的内在力量;在参与体育比赛中展现运动能力、争取胜利的精神及对卓越目标的进取精神。

3)体育比赛可以使青少年意志变得更坚韧。创新人才是有大无畏的进取精神和开拓精神的人,是不服输的人。通过体育比赛可以使青少年学会调节和控制情绪,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因为每一次参与体育比赛就代表着一次尝试、探索和学习。体育比赛中不可避免的胜利或失败、得意或挫折、赞美或批评,能使青少年通过运动训练和运动竞赛逐步学会调控情绪,以平常心对待体育比赛中的胜利或失败,逐渐学会在体育比赛中面对得意或挫折;在一次次体育比赛中体验胜利,在体育比赛的胜利或挫折中提高心理调节能力和培养体育道德。

4)体育比赛能使青少年心胸变得更宽容。创新人才具有为追求理想而奉献的精神,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体育比赛可以有效加速青少年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培养青少年的宽容心态和奉献精神。例如,在集体性运动项目比赛中,如果队员相互埋怨,不体谅队友的失误或情绪,比赛很有可能无法进行下去。而要参与体育比赛,青少年就要学会体谅与宽容、理解与礼让。

5)体育竞赛能使青少年更有担当意识。创新人才是具有竞争与合作意识及较强的创新能力的人。而青少年在参与体育竞赛时,往往会绞尽脑汁战胜对手,追求比赛胜利带来的喜悦;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减少比赛失败带来的痛苦,享受体育运动的乐趣,充满激情地面对挑战。在这一过程中,对青少年的担当精神比在其他情境中要求更高,也因此可以激发青少年强烈的竞争与合作意识及创新意识。

6  结束语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即将开启。新一轮科技革命为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目标的实现创造了历史机遇,以创新引领我国体育发展的理念对我国体育创新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体育发展要立足新时代,把握新机遇,以新科技及其应用的新领域为依托,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将体育消费作为我国体育发展新格局中的内生变量,加快我国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治理结构的开放与互联,引领我国竞技体育更好、更快、更高、更强地发展,以新科技突破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发展的瓶颈,全力打造我国“体育强国”的科技战略新高地。与此同时,要全面深化体教融合,促进我国青少年学生全面发展,帮助我国青少年学生在体育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充分实现体育对创新人才培养的独特功能,培养我国青少年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助力创新人才成长,以此为我国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先机、助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摘自:钟秉枢,李楠,“十四五”展望:科技革命视角下我国体育的新发展和独特功能——《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1.01

体教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诉求、困境与探索

2020年9月21日,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继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后,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再次聚焦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上来,意义重大。《意见》明确指出:“体育、教育部门推进国家队、省队建设改革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相衔接,在高水平运动队训练、竞赛、保障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并将其纳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序列”。在《意见》出台之前,国家体育总局召开了“三大球工作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指出:中国进入了新时代,理应探索一种不同于美国和德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即中国特色体教融合。当前,我国体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困境在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萎缩严重,尤其是足、篮、排三大球后备人才匮乏,成为体育强国建设的掣肘。因此,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即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理念的转变与人才模式的探索,为中国竞技体育事业困境予以破解之道。鉴于此,本研究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为研究对象,从《意见》和“三大球工作会议”的重要论述出发,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探讨世界各体育强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面的体教融合诉求,明晰新时代中国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面临的4点困境,提出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3方面探索。

1  世界体育强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体教融合诉求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世界各体育强国迫切关注的议题。各国根据不同的国情,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目前,主要有美国、日本和欧盟成员国3种具有代表性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对体教融合有着不同诉求。

1.1  美国对体教融合的诉求

美国是公认的体育强国,是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纳入至学校体系的成功典范。以美国大学体育协会(以下简称“NCAA”)为主导的美国大学竞技体育组织,构筑了各种运动项目的体育赛事,培育了大量的高水平运动员,很好地解决了运动员学业与竞技之间的矛盾。近几年来,美国高校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大学在体育招生、队伍训练、经费支持等方面丑闻事件频发,NCAA在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方面面临挑战。在招生方面,美国各大学注重招收学生运动员,以公立大学密歇根大学为例,每年约有2%的新生名额来录取学生运动员。而私立大学在运动员录取方面的比例更高。哈佛大学是世界公认录取新生最为挑剔的大学之一,录取率不到5%。不过一桩哈佛大学招生诉讼案的法庭文件显示,在最近6年的时间里,当申请人被指定为学生运动员时,录取率高达86%。运动员在大学录取上的优势使得一些学生往往通过运动员的途径进入大学,从而为运动员招生腐败埋下了伏笔。再以运动员经费为例,根据Seton Hall调查显示,2013年71%的人认为奖学金对大学运动员是足够的,而这一数据在2017年下降至60%;同时40%的人认为大学正在利用运动员提升自身的收入,大学运动员应该获得更多的权利。从美国大学体育的现实情况来看,不论是大学生运动员还是社会公众,都意识到NCAA蕴含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并在为学校带来的商业利益与其教育使命之间产生了冲突。在社会的关注下,学生运动员培养过程中所产生的冲突使得呼吁改革的倡议在实践中试行,反映出美国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有着新的诉求。

1.2  欧盟对体教融合的诉求

欧盟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逻辑为自上而下即从顶层设计到各成员国落实,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政策出发,引导和推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相关措施的实施。20世纪90年代,欧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学训矛盾问题凸显,体教融合应运而生。2007年欧盟委员会颁布纲领性文件《欧盟体育白皮书》,首次提出体教融合(dual career)概念,以回应竞技体育培养对体教融合的诉求。追溯欧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历经体教结合(combination sport and education)与体教融合(dual career)两个阶段。欧盟通过顶层设计,颁行相关政策指导各成员国根据实际情况来推进体教融合。比如,欧盟在1999年的赫尔辛基部长理事会通过了《体育宣言》(Declaration on Sport),这一宣言被纳入2000年《尼斯欧洲联盟条约》,其中指出:对于体育组织,需要特别注意对精英级运动员(elite athletes)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使其就业不会因为运动生涯(sporting careers)而受到负面影响。欧盟各成员国以此来制定相关的政策,试图解决高水平运动员的教育和就业问题。2012年欧盟颁布《运动员体教融合指导纲要》,涉及到体教融合政策的实施质量评估方法,呼吁欧盟各国“因国施策”制定符合国情的体教融合政策即体教融合本土化,实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同时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创设优质环境,进而建构完善的体教融合支持网络。由此可见,欧盟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自上而下引导欧盟各成员国以及学术界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尤其是青少年运动员竞技水平和学业提升的关注。需要说明的是,“dual career”是欧盟“体教融合”的专有名词,其内涵释义即为体教融合,而这也侧面体现出欧盟的政策文本术语对等化与专有名词统一性,因此中国理应尽快将“体教融合”形成专有名词与欧盟乃至世界接轨,融入世界体育大的话语体系。

1.3  日本对体教融合的诉求

日本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主要通过学校体育、大企业俱乐部以及职业俱乐部来实现。比如,日本高中棒球联赛被誉为棒球运动员的摇篮,“甲子园”赛事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职业棒球。对大学生运动员来说,大学时期是提高竞技能力水平、提升学业专业能力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学习未来在社会立足的技能、健全人格的关键时期。因此,大学要同时考虑学生学业和竞技两方面能力的提升。这是日本体育学界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的普遍共识。根据日本全国大学体育联合会2015年对日本42个学生竞技联盟所做的调查,约有70%的竞技联盟认为有必要对学生运动员进行学业方面的支持。在大学运动员中,平衡学业与竞技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有必要对学生运动员实施体教融合。借助东京2020奥运会(因疫情延期)举办的契机,日本自上而下推动大学竞技体育进行改革。2017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在《关于大学竞技体育振兴研讨会议》中提出,大学竞技体育的振兴关键在于融入日本社会发展。学生运动员培养过程中的体教融合(デュアルキャリア,英文dual career的日文音译)是此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实现学生运动员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对此,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17年制定的《体育基本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对学生运动员体教融合(dual career)进行支持。

可以看出,世界各体育强国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多通过顶层设计,以政策为导向,自上而下来推进实施,形成适合本国(本地区)的体教融合模式。世界各体育强国在体教融合探索中,注重运动员培养的目标导向,即能够把竞技人才培养放置于人才培养的某一阶段来看待,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正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式,来应对并解决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日本,都是在本国(地区)制度下,遵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成长规律来实施的,这些国家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首要考虑的是“全人”的培养,体育被作为育人的有效手段,而不是片面追求竞技成绩的短期“超群”。对此,在探索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时,应积极吸收世界各体育强国的成功经验。

2  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体教融合诉求

2.1  历史发展的必然需求

从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历史进程来看,建国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主要依托“三级训练网”体系。这一体系资源集中,能够高效培养运动员,加之计划经济下的“工作分配”制度,运动员退役后工作有安排,对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需求并不迫切,竞技训练与学业、职业之间尚未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先前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模式渐次难以为继,面临挑战。由于“三级训练网”过分注重竞技层面目标追求,忽视青少年运动员的教育目标,加之退役运动员的增多,体育系统内工作岗位分配资源相应减少,使得运动员退役再就业问题显现,竞技训练与学业、职业之间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为此,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探索多种途径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比如,在大学、工厂试办高水平运动队,足球、篮球、网球等运动开启职业化进程。进入21世纪后,“三级训练网”弊端愈发严重,尤其是对运动员的教育模式以及退役后职业规划的缺失,使得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问题频发,其中迫切解决的问题是运动员的学训矛盾以及退役再就业,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来解决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的问题。如2000年出台的《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退役优秀运动员免试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有关事宜的通知》,解决优秀运动员的教育需求;2014年针对运动员群体所出台《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这些政策指导了体教结合以及“体业结合”的探索。近些年来,社会力量也加入至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帮扶工作中,不过仍旧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退役运动员多、工作岗位少的局面。

在大学试办高水平运动队方面,体教结合成为我国体育改革最为活跃的试验田,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呈现,先后形成了“南体模式”“清华模式”等较为成功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经过30多年的摸索,我国已形成近300所大学、上千支高水平运动队规模。然而,由于经费、训练设施与保障、竞赛体系等原因,大多数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大都处于低水平竞技层面,很难成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补充力量,仅仅是解决了部分运动员的教育需求。为此,需要新的思路来解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2.2  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必然需求

在探索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化的培养模式过程中,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都有诉求。一方面,体育部门迫切希望扩大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数量,以此提升质量。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作为实现体育强国可持续发展基石,无论是在数量储备,还是质量提升上,都面临着严峻挑战。以近些年来三大球为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数量极度萎缩至不足万人,其带来的弊端会逐步显现。除了女排处于世界顶尖行列之外,其余三大球国家队甚至在亚洲都难求稳定的强队地位。此外,从篮球青少年后备人才来看,近几年一些有潜质的篮球运动员选择大学篮球(CUBA)系统而没有进入职业篮球体系,由于CUBA在训练和比赛强度、场地设施、后勤保障等方面与职业篮球体系差距巨大,难以实现高质量的后备人才培养。

另一方面,教育部门希望提升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竞技水平。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体教结合模式历经30多年的探索,大都面临着高水平运动员竞技水平不高的窘况,体教结合培养模式很难说是成功。仍以三大球为例,真正从教育部门培养的,能够进入职业体育部门的高水平运动员凤毛麟角。自2015年开始,CUBA培养的大学生篮球运动员可以通过“选秀”制度进入CBA,不过,大多数学生运动员很难适应高强度、竞争力强的职业篮球比赛。截至2020年,通过CUBA进入CBA的大学生运动员共计不足40人,仅有少数运动员能够坐稳球队主力。

因此,体教结合和体教融合是针对不同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体教结合旨在解决运动员退役的出路问题,而体教融合是落脚在青少年健康发展上,在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同时,对学校体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推动学校管理者重新审视竞技体育的价值。

进入新时代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矛盾发生了转变。一是国家从注重奥运争光计划转向以三大球等运动项目为引导来提升整体的竞技水平,进而带动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二是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单方面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都很难适应当前人才发展的需求;三是运动员更富有个性,更加理性地考虑自我的运动生涯和职业规划。因此,体教融合的提出不仅促进了青少年健康发展,也回应了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矛盾变化,从历史发展的需求出发,从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的需求出发。这是新时代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

3  新时代中国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困境

从体教结合到体教融合,虽只有一字之差,却预示着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式发生根本转变,与之带来了各方面的挑战。体教结合是在操作层面的探索,体教融合更注重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理念的认知。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的探索过程中会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只有认清这些困境,才有助于找到新时代中国特色体教融合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面的着力点。

3.1  学理依据不足,政策导向不清

“体育”这一术语是舶来品,新中国成立至今,体育界曾对体育概念有过几次大的讨论,仍难以达成共识。体育可以指代“体育教育”“竞技体育”“体育运动”等等,实际应用中更为复杂。因此,对体教结合或是体教融合的解读时,有观点认为:不论是体教结合还是体教融合,都存在学理上的悖论,即体育本身就是教育一部分,体育与教育的结合或是融合是不成立的。比如,胡小明指出:“‘体教结合’虽说是中国独创,但按学理分析却是一个不准确的提法。”从体教融合的实施层面上,需要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达成一致。然而,事实证明,两者很难形成人才培养的一致目标,致使体教结合的探索举步维艰。因此,深化体教融合,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两者融合是关键。2019年“三大球工作会议”上提出体教融合关注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2020年《意见》中的体教融合不拘泥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而更为关注青少年健康发展,丰富了体教融合内涵,侧重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可以预料,国家及各级政府相关部门会颁发一系列相关文件来指导体教融合的实施。

事实上,从美国、欧盟、日本等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来看,多把体教结合表述为“combination sport and education”,体教融合表述为“dual career of athlete”,这些国家(地区)也经历了体教结合向体教融合的转变。其中,体教结合注重操作实施,体教融合更着重运动员培养的全过程,包括退役后的阶段。因此,中国特色体教融合模式,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首先需明确学理层面问题,体教融合不应理解为“体育”和“教育”,因为体育本身就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体育就是教育,由于“体”“教”从概念上二者没有分开过,也就谈不上融合。因此,“体教融合”中的“体”和“教”指的是“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通过整合两大部门的优质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来实现青少年健康发展。

3.2  体教结合成功少,体教融合借鉴难

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体育部门追求竞技卓越,教育部门更注重全面发展,两者的价值理念不同,导致人才培养目标不同。陈希提出的“运动员学生”和“学生运动员”便是对两大系统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理念和目标差异的最好注解。事实已经证明,探索了30余年体教结合模式,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来说,基本上属于不理想的状态。

体教结合模式困境根源在于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对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不一。体育部门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途径上较为封闭单一,运动员注册制度、全运会体系、专业队学院化使得教育部门很难有话语权。比如,“清华模式”本来可以作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一个有益补充,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难以实现。以跳水队和射击队为例,清华大学从1997年开始建设跳水队,1999年复建射击队。跳水队本已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北京、伦敦和里约奥运会上获得奖牌的王鑫、何姿、施廷懋、周吕鑫等队员均得益于清华跳水队的启蒙培养,但由于体制和政策的冲突,清华跳水队从2007年起基本处于名存实亡的状况。清华射击队在复建初期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大力支持,专门设立“国家队清华班”,培养出了易思玲、刘天佑、曹逸飞、李佩璟等奥运选手,但近些年来,原有的政策支持逐渐减少,射击队的发展也面临一定困难。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体教结合阶段,难有成功经验为体教融合模式提供参考,更多是失败教训的总结。

“体教结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在体育领域和教育领域一个特殊的模式”。体教融合则是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需求。体教融合绝不是简单的在体教结合模式基础上进行融合,而应当是全新的理念,体教融合应传承体教结合关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挖掘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时代价值,延伸体教融合指向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3.3  资源配置匮乏,招生规模制约

在体教融合的推行和实施上,需要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共同努力。当然,这一实施过程并不是两大系统的简单融合,需要目标和价值统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需回归学校,这已经成为体育学界的共识。事实上,无论在体教结合阶段,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体教融合阶段,体育部门迫切希望教育部门能够在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起到应有作用。而教育部门更关注的是普及层面,即青少年体育体质健康。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探索上,以大学阶段为例,虽然我国一些大学能够依靠自身“品牌效应”,吸引优秀的运动员生源,但大多数高校体育的软硬件资源配置匮乏且滞后,在经费投入、训练条件设施、教练员水平、团队配置、后勤保障、队伍管理等方面,无法与体育部门看齐,学生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大都处于低水平阶段。以清华田径队为例,近些年来培养出了胡凯、王宇、滕海宁等一批国内顶尖运动员,然而培养过程可谓十分艰苦,每年的经费投入不足百万,没有专门的训练场地和专业的体能教练、队医等基本训练保障,甚至训练时间也因公共体育课、校内大型活动而经常做出调整。这种现象在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训练中十分普遍。这说明教育部门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重视程度不足。

另一方面,我国对大学招生高水平运动员有着明确的规定,要求有关试点高校严格控制招生规模,不得超过试点高校上一年度本科招生计划的1%。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而言,限制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规模无可厚非;但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而言,1%的招生规模限制是不利于体教融合的实施,可以说打乱了教育部门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方面制度设计。以校园足球为例,经过近10年的布局,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截至2019年,教育部认定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933所,足球后备人才在数量建设上有了一定成效。然而由于大学招生规模限制,使得足球人才的上升通道十分困难,难以形成大、中、小的贯通培养。在教育部政策的引导下,一些大学的高水平运动队经过置换、新增足球项目的招生后,到2020年,能够招收足球项目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增至188所,按每年11人的招生数量计算,总计每年进入大学系统的校园足球运动员不足2000人,从而堵塞了校园足球人口在教育部门内的上升通道。

鉴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长期性、复杂性、系统性,体育部门虽然极力联姻教育部门,推进体教融合的实施,但教育部门在资源配置以及招生规模的困境,很难融合进来,甚至一些高校因经费紧张、资源匮乏,不愿意承担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任务,更无从谈起教练员进入大学系统从事训练等“理想”状态下体教融合的操作实施。

3.4  学训矛盾难以缓解,人才流动更加理性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学训矛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其根源在于运动员的教育与训练于同一个时间维度进行,两者是一种动态过程,且互为冲突。由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包涵各个层面,比如,运动员在生理上历经少年、青年和成年时期,学业上历经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阶段,训练上历经启蒙、发展、精通到退役,运动员自身难以协调各层面所产生的问题,尤其是学业和训练之间的矛盾,需要家长、教练员、教师、同伴等各群体的支持和帮助。以欧盟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学训矛盾的探索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在体育领域中致力于解决高水平运动员培养中的学业和竞技之间的矛盾。2004年欧盟学者提出了运动员培养各阶段的模型,把运动员培养从年龄、心理、竞技水平、社会交往4个维度上进行分析。2007年欧盟提出体教融合政策后,从竞技体育与教育的结合转向从运动员需求来缓解运动员培养过程中竞技与学业、就业之间的矛盾,实现对运动员的“全过程”培养,包括退役后的就业阶段。

体育部门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中国缓解运动员学训矛盾的做法是“内部消化”,即对在役或退役的优秀运动员提供工作岗位或免试进入高校继续深造。这一做法在计划经济时代颇为有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通过体育部门内部消化来缓解运动员的学训矛盾愈发乏力,学训矛盾问题凸显,世界冠军街头卖艺、卖金牌维持生计,没有生存技能等报道频繁见诸报端,引发体育学界的强烈关注。随着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举国体制面临经济社会转型的新挑战,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对此,体育部门很难从自身来缓解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学训矛盾,需要教育部门,甚至是成立新的部门来缓解这一矛盾。可以说,缓解学训矛盾是体教融合的一大任务。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领域表现在运动员向往的“美好生活”和人才培养制度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运动员向往的“美好生活”是其竞技生涯阶段竞技水平有所成就,学业有所获取,退役后职业生涯有所保障,从而实现自我人生理想。人才培养制度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单方面都难以实现绝大多数运动员在学业和退役后就业的美好生活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流动趋向“理性人”发展,一些有潜力的年轻运动员选择进入大学深造。然而,由于大学在训练水平、竞赛体系、注册制度、培养理念等诸多方面的不足,很难把有潜力的运动员培养成精英运动员,出现在更高级别的赛场上。从运动员本身而言,实现了体教融合,但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角度,是低水平低质量的体教融合,不利于体育强国建设。

4  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探索

回顾中国竞技体育的成就,离不开举国体制下高效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但需要注意的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弊端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模式是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理论诉求。

4.1  形成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理论

孙春兰副总理在“三大球工作会议”上指明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要求,即形成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的理论。

一是明确形成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理论的重要性。体教融合是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深化体育和教育领域改革的一项重大的决策部署,是教育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的重点改革事项,是教育和体育两个战线的重大政治任务。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理论是新时代体育强国理论的重要理论之一,要把这一理论根植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矛盾变化,即体育强国建设需求的青少年体育发展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短缺和学校体育低质量徘徊之间的矛盾。

二是理清形成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理论的相关重要议题。

议题一: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的概念与内涵。当前,中国体育学界对概念有所讨论,认为体教融合是指竞技体育后人才的培养体系融入到教育培养体系当中,将竞技体育作为教育的一种手段,以促进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它是建立在体教结合基础上的,是对体教结合的内涵更深层次的发展,是对体教结合的外延更完善的补充。《意见》出台后,我国体育学界应重新对体教融合进行概念界定与内涵解析,结合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建明等关于《意见》的解读,清晰厘定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的概念与内涵,不囿于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一层概念释义与内涵解析,也应包括国民教育体系将成为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重要通道。

议题二: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价值。正如上文所论述,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的价值冲突,如何通过体教融合来实现,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理论是要打通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的价值冲突,突破二元对立的现实困境,实现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融合,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的关键之所在。

议题三: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路向。中国特色体教融合是作为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有益补充,要突破举国体制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的弊端,形成新的培养途径。这一议题也需要进一步讨论。

4.2  强化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

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时代命题,需要顶层设计确定方向、理顺思路、推动实施。世界各体育强国在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向大都通过顶层设计推动实施,我国理应借鉴。比如,欧盟在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方面,除通过政策推动实施之外,还通过“伊拉斯谟+”计划来资助各成员国在青少年的体育、教育等领域的科研合作和研究。事实上,我国体育学术界已经开始讨论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意见》通过后,《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率先于2020年6月组织“理念•方法•路径:体教融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探讨”学术论坛,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建言献策,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理论智库。考虑到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的理论探讨与顶层设计最终要落脚到实施层面,加之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二元对立,就更为迫切需要顶层设计来“破局”,解开两大部门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领域目标和价值冲突,使之融为一体。比如,对数量极度萎缩的三大球后备人才,通过顶层设计,组建新的部门,如三大球中心(协会),来协调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各方优势资源,实施体教融合,在扩充三大球后备人才数量的基础上,提升培养质量。

4.3  实现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两条路径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推进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要充分考虑到即时可行的短期路径,亦要根据竞技体育体制、机制的根深蒂固的症结而设计中长期路径。因此,既不能安于现状,如把先前体教结合模式作为基础来实现体教融合;又不能激进改革,如取消体育部门,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全部放置在教育部门。而是要通过深化改革,以实现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短期和中长期两条路径。

从短期路径来看,体育部门希望借助体教融合实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教育部门则更关注于提升青少年健康水平。这就能够解释在三大球会议召开后,《意见》明确了“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体育部门需要释放更多的人才培养资源给教育部门,尤其和大学进行合作。例如,2018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与清华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冰雪项目科技备战、人才培养、场馆利用、队伍共建、教育培训、国际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双方携手积极探讨促进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的新思路,谋求推动冰雪项目跨越式发展的新模式。可以说,就竞技水平而言,短期路径对应了运动员的“短期成功”,即在竞技生涯中取得优异竞技成绩。由此,清华大学已经在探索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从中长期路径来看,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要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目标与价值方面达成一致,即从运动员的需求出发,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深度融合两者的优势,如体育部门的训练设施、教练员、管理水平、后勤保障等,教育部门的教育水平、教师、学业(就业)教育、科研保障等。不仅要尊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成才规律,认清“学训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始终会伴随着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而且还要尊重后备人才的成长规律。竞技生涯只是人才成长的一个阶段,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退役再就业(职业)生涯也需要关注。长期路径对应了运动员的“长期成功”,即在竞技生涯和职业生涯都取得成功,如此,方能够实现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途径。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问题,径直关联到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及其可持续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面的探索喜忧参半。体教融合的提出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大命题。回溯30年前体教结合的提出,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各自为政、单点发力,虽目标一致,但是两者剥离、尚未凝聚合力。进入新时代,理应探索更为多元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途径。中国特色体教融合需要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协同,做到多种模式并存,开创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的新时代。同时,体教融合的探索也离不开学界的科研支撑,亟待举学界之力上下而求索,从而破除体教融合面临的现实瓶颈,如政策支持弱化,发展举步维艰;资源配置匮乏,软硬条件滞后;招生规模制约,共建桥梁阻滞;学训矛盾凸显,标本难以兼治等。体育学界更需建言献策,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的制度设计。正如我国知名体育学者卢元镇在2002年提出的愿景:“中国当代高等教育与奥林匹克运动完全融合之日,就是中国体育运动高度繁荣之时。”中国特色体教融合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的成功之日,就是体育强国的成功之时。


——摘自:刘波,郭振,王松,体教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诉求、困境与探索——《体育学刊》,2020.06

世界反兴奋剂检查制度之殇:程序失范下的运动员权利减损

随着国际体育赛事的蓬勃发展,其背后蕴含着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也不断凸显。某些运动员甚至不惜以违规服用兴奋剂的方式获得更好的成绩。为了打击服用兴奋剂行为,维护体育赛事公平竞争的精神内核,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纷纷出台各自的反兴奋剂规则。然纵观国内国际各项反兴奋剂规则,其更多强调如何对运动员的行为进行监管、检查与处罚,对如何保障运动员正当权利的问题却几无述及。但对于体育赛事而言,打击违规行为与保障正当权利本就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一味强调对运动员的监管处罚而忽视对运动员权利的保障无疑是对体育精神的一种破坏。近年来,诸如“孙杨案”等争议案件的频发也揭示了当今世界反兴奋剂检查制度对运动员权利的漠视。趁着2021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以下简称《WADC条例》)将运动员权利纳入体育精神范畴,为运动员权利保障提供法理基础的东风,需要将目光更多地转向运动员权利的保护方面,通过分析兴奋剂检查程序失范时运动员的权利减损,以期实现保障运动员个人权利与维护体育赛事公平竞争两者的平衡状态。

1  反兴奋剂体系之弊:严格责任与淡化权利的矛盾

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体系以《WADC条例》为基本准则,由体育组织与各国政府两个层面组成。诚然,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为打击兴奋剂滥用行为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其在样本采集阶段对运动员程序性权利的保障方面却存在着缺失。这种缺失反映出的世界反兴奋剂体系严格运动员责任与淡化运动员权利的矛盾,将会进一步加剧运动员对样本采集程序偏离标准,进而影响样本检测结果的担忧。尽管2021版《WADC条例》已经在其内容中扩大了部分运动员在兴奋剂管制中的权利,诸如在第8.1条中新增了听证小组“业务独立性”的要求,更大程度上保障了运动员正当程序的权利,但在具体的实施细节方面仍存在着缺陷。而“孙杨案”作为近年来在国际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对“孙杨案”中各反兴奋剂主体的职责进行梳理将进一步厘清反兴奋剂组织体系的复杂脉络,了解目前世界反兴奋剂体系的不足之处。

1.1  “孙杨案”中各反兴奋剂主体的职责和作用

1.1.1  FINA的职责和作用

FINA属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其依据《瑞士民法典》成立,属于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国际泳联章程》对FINA的定位是“国际上唯一的水上运动管理机构”,其成立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进和鼓励全世界水上运动的发展”。

FINA履行反兴奋职责体现在其下设专门处理国际泳联内部兴奋剂事件的FDP。在FINA认为孙杨构成兴奋剂违规后,并没有因为孙杨属于其管理下的运动员而“徇私枉法”,而是指控孙杨违反《DC规则》第2.3条和第2.5条,并将此事提交FDP进行审理。从赛外检查到FDP审理,可以看出FINA积极履行着其反兴奋剂职责,是反兴奋剂检查工作的主要实施者。

1.1.2  WADA的职责和作用

WADA在1999年成立于瑞士洛桑,作为团结世界反兴奋剂斗争的独立机构,WADA由基金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和五个专业委员会组成。其重要职责便在于同相关国际兴奋剂检查与管理公司签订协议,对反兴奋剂检查行为进行监督并就其不满意的兴奋剂违规处理结果向CAS提起上诉。WADA作为《WADC条例》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负责对利益攸关方的相关活动进行监督。这是WADA在“孙杨案”中承担的第一类反兴奋剂职责。

WADA在“孙杨案”中承担的第二类反兴奋剂职责,是就FDP的决定向CAS上诉。上诉权是《WADC条例》第13条赋予WADA的权利,其虽以权力为表征,却以职责履行为实质。WADA就体育组织对运动员涉及兴奋剂违规的处罚决定向CAS提出上诉,也是对《WADC条例》在反兴奋剂体系中权威的维护。在CAS审理阶段,WADA从幕后走向台前,直接承担起其本职工作。

1.1.3  IDTM的职责和作用

FINA、WADA所具有的官方属性不同,IDTM则是完全的商业公司,为IFS、WADA等体育组织提供反兴奋剂检测服务是其主营业务。严格意义上,其并不属于反兴奋剂组织,但是其营业范围却不可避免的将其与反兴奋职责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孙杨案”中,冲突发生于IDTM工作人员与运动员之间,作为用人单位,IDTM更是不能置身事外的反兴奋剂主体之一。根据IDTM的官网介绍,其可以提供的服务包括赛外检查、赛内检查、用药豁免和结果管理。在“孙杨案”中,IDTM主要执行的是其“赛外检查”的职能,具体而言,负责兴奋剂样本检测前的样本采集工作。

1.1.4  DCO的职责和作用

DCO作为样本采集团队的负责人,也是“孙杨案”执行反兴奋剂任务的最后一环。依据《WADA检测与调查国际标准》(简称ISTI)对DCO的定义,DCO是“经过样本采集机构的训练和授权承担反兴奋剂职责的官员”。在“孙杨案”中,DCO作为反兴奋剂任务的具体执行人员,主要承担下列职责:第一,DCO须根据“行踪规则”,掌握运动员的行踪,并与运动员约定赛外检查的事件地点;第二,样本采集团队的另两名成员(BCA、DCA)由DCO选拔、培训,DCO对他们的资格、授权负责;第三,依据ISTI第5.4.2条,DCO应向运动员出示ISTI第5.3.3条所规定的官方文件以证明样本采集团队的身份;第四,依据ISTI第5.5.3条,让运动员签署适当表格,以确认运动员已经接受有关通知。如果运动员拒绝签署,则应告知运动员拒绝或不遵守的后果。

从上述“孙杨案”中所涉各反兴奋剂主体所拥有的职能及所发挥的作用来看,无论是具有官方属性的FINA与WADA,还是更具商业属性的IDTM与DCO,从顶层的检查制度权力设计到具体的检查职能行使,都侧重于对运动员责任的苛求以及对反兴奋剂体系权威的维护。对于运动员而言,唯一的保障手段仅仅在于样本采集团队成员需由官方文件证明。由此不难看出,严格运动员责任而淡化运动员权利是目前世界反兴奋剂体系存在的较大弊端,亟需解决。但遗憾的是,2021版《WADC条例》在这一方面仍存在着缺陷。

1.2  2021版《WADC条例》权利保护的缺陷

一方面,反兴奋剂组织与运动员在上诉程序中的地位不平等。2021版《WADC条例》在第13.1.1条中规定反兴奋剂组织可以在上诉审理环节对运动员提起新的兴奋剂违规类型的指控。即对于运动员而言,其在上诉阶段不仅需要面临原审环节反兴奋剂组织提出的兴奋剂违规行为指控,还可能面临新的兴奋剂违规行为指控。这样的规定对运动员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也将可能破坏上诉审环节运动员与反兴奋剂组织之间的平衡状态。其原因在于,在反兴奋剂组织没有提出新的指控前,运动员方只可能就原审中的指控准备相应的辩护材料。而对于上诉环节反兴奋剂组织提起的新的指控,运动员方是难以开展及时、有效的辩护准备的,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突袭指控”的嫌疑。在不能进行有效辩护的情形下,运动员的正当权利难以得到充分的保护。

另一方面,2021版《WADC条例》中规定的集体禁赛措施过于严苛。2021版《WADC条例》在第12条中授予成员方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全体运动员可以采取全面禁赛措施。诚然,集体禁赛的规定有利于打击诸如俄罗斯运动员集体服用兴奋剂的违规行为,但也损害了某些并未参与此类违规行为的“清白”运动员的参赛权。而且集体禁赛措施在实质上属于一种严厉的“连坐式”的规定。倘若无辜运动员因此受到牵连,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罪责自负的法律原则。因此,2021版《WADC条例》12条所规定的集体禁赛措施还是过于严苛,理应在集体禁赛措施外,赋予无辜运动员的救济渠道,由此更好地保护运动员的正当权利。

2  兴奋剂检查之殇:兴奋剂检查权力的滥用

对于兴奋剂检查而言,最严重的莫过于兴奋剂检查权力的滥用。由于反兴奋剂组织与受检运动员间天然存在的监管与被监管关系,这就使得许多瑕疵的兴奋剂检查行为无法得到规制。而瑕疵的检查行为引致的程序失范问题又将诱发大量的运动员正当权利受损事件。

2.1  瑕疵的检查行为引致的程序失范

所谓程序失范,即指由于反兴奋剂检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其所依据的行为准则,由此引致的程序不正当。以“孙杨案”为例,根据《WADC条例》的相关规定,“反兴奋剂检查行为均应按照检查和调查的国际标准实施”。故对于“孙杨案”中的反兴奋剂检查行为是否合规的审查需参照ISTI的要求。在ISTI的规定中,涉及兴奋剂检查行为的条文包括第5.3.2条、第5.3.3条、第5.4.1、第5.4.2条以及Annex H。

“孙杨案”中,DCO向孙杨出具了一份FINA的授权书(其上写明FINA授权IDTM公司为其2018年度样品收集机构)、IDTM检查官工作卡以及检查官身份证。BCA出具了一份护士资格证,DCA出具了其个人身份证,且DCO表明BCA和DCA均已在IDTM处签署《保密声明》以确认其受到适当训练并被指派来参加检测,符合ISTI第5.3.2条的相关规定。然而,依照ISTI第5.3.3条规定,在参与某一项具体的检测活动时,检测人员应携有样品采集机构所提供的官方证明文件,此证明文件应是人手一份的。而在“孙杨案”中,仅有DCO手持IDTM的工作卡,而BCA与DCA缺乏相关文件证明其满足授权条件,仅仅依据DCO口头表述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根据ISTI附件H.4.2条中有关“样本采集人员要求”的规定,样本采集人员与样本采集结果之间不应存在“利益冲突”。但负责本次兴奋剂检测的DCO却曾于2017年就因缺少证件而遭到孙杨的投诉。尽管CAS在裁决中否认了此次投诉对利益冲突的影响。但IDTM公司指派有着类似不正当行为,并与运动员发生纠纷的DCO再次负责本次兴奋剂检查的举动是否合适仍然值得反复考量。同时,在孙杨接受此次兴奋剂检查时,DCA却在非基于工作需要的情况下未经孙杨同意对其进行了偷拍。如此随意的举动加之DCA与BCA证明材料的缺失更是引致了孙杨对于此次反兴奋剂样本采集团队成员资质的质疑。在此次反兴奋剂检查过程中,样本采集团队在成员资质证明存在瑕疵的情况下,又未对团队成员的非正常举动进行合理解释。与ISTI第5.4.1条所规定的保证运动员“被通知”的内容不相符,本次反兴奋剂检查行为的通知程序并不适当。

除却不适当的通知程序外,样本采集后的保管程序同样存在问题,根据ISTI附则E.1条的规定,样本不得被以任何方式操纵、替换、污染或以其他方式进行篡改。而根据新华社英文平台曝光的一段监控显示,在对孙杨进行反兴奋剂赛外检查的当晚,DCO与BCO曾先后共计三次离开检查站,DCA更是一直不在检查室内。如此就使得本就因通知程序不适当而被运动员质疑的血样在监管层面存在断层,样本采集后的保管程序同样不适当。

2.2  频发的运动员权利受损事件

除却“孙杨案”外,“佟文案”也是运动员正当权利受损的典型例证,该案源于我国柔道运动员佟文在2009年的荷兰世锦赛上被认定为服用兴奋剂,从而使得其蝉联的三届世锦赛金牌均被取消,同时还面临着长达2年的禁赛处罚。针对上诉处罚结果,佟文于2010年7月6日向CAS提出了仲裁申请。佟文在其申诉理由中指出,其并未被给予出席B样本的开启和检验的机会,这与2009年版的反兴奋剂规则规定的程序不相符合。仲裁庭对此观点表示支持,从而撤销了对佟文的处罚决定。对比“佟文案”与“孙杨案”,尽管两个案件中反兴奋剂组织违反的规则并不一致,但均是由于兴奋剂检查过程中的程序失范问题所引致的。正如“佟文案”中,佟文先承认在其的A样本中发现了双氯醇胺,而后主张B样本检验无效的行为并非对禁反言原则的违反一样。孙杨先接受样本采集,而后在对样本采集团队成员资质存疑的情况下拒绝继续样本采集也并非对禁反言原则的违反。在“佟文案”中,CAS推翻了国际柔道协会的处罚决定,这似乎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佟文因不正当检查程序所遭受的损害是否能被一纸撤销处罚决定所弥补,其答案是否定的。

无独有偶,在“B.v FINA案”中,爱尔兰游泳名将米歇尔·德·布鲁也曾因尿样被样本采集团队置于家中几天后才寄给实验室的程序不当行为,向CAS提出样本监管链断裂的质疑。尽管这些因不正当程序引致权利受损的运动员并没有采取进一步举措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但这更多是出于一种对反兴奋剂组织的尊重以及寄希望于反兴奋剂组织能够更为审慎地实施兴奋剂检查行为,在检查过程中更加强调检查程序的正当性以及更加注重对运动员权利的保护。然而频发的案件不禁让人们怀疑反兴奋剂组织是否足够重视程序的正当以及运动员权利的保护。在《WADC条例》缺乏对运动员权利救济途径以及反兴奋剂组织并未改进检查程序的情形下,需要更多地将注意力聚焦在限制兴奋剂检查权力滥用以及保障运动员正当权利方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USA Shooting&Quigley v Union International de Tir案”中,CAS所确立的“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首先严格要求自己,而可能影响敬业运动员职业生涯的规定必须是明确可预见的”信条相契合,重视运动员正当权利的保护将倒逼反兴奋剂组织在今后的检查过程中更加注重程序的正当。

3  运动员权利之损:程序失范对运动员权利的影响

在体育竞技领域,兴奋剂是绝对不可触碰的“禁区”。如果某一运动员被曝出曾有过服用兴奋剂行为,那其所取得的所有成绩与付出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故在运动员是否服用兴奋剂行为的判定环节,理应采取一种慎之又慎的态度。倘若因为兴奋剂检查环节的程序失范问题使运动员蒙受“不白之冤”,那将会对运动员的权利造成严重的影响。本文将以孙杨为例,从形象权、人格权、参赛权、休息权四个方面具体分析程序失范对运动员正当权利造成的影响。

3.1  运动员形象权的减损

形象权的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尼莫首次提出的,早期被认为是权利人对自身创作的形象价值的控制权。而运动员形象权,主要即指知名运动员利用自身所特有的形象标识进行商业活动的财产性权利,其标识不仅涉及运动员姓名、肖像、声音等一般要素,更包括知名运动员的绰号及标志动作等特别要素。在体育领域愈发商业化的当下,知名运动员的形象权逐渐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客体。运动员的肖像与姓名等具有特殊性质的形象标识能够促进特定商品或服务的销售,从而使得知名运动员的形象标识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呈现出所谓“形象权商品化”的趋势。孙杨作为中国游泳的旗帜性人物,曾多次打破男子自由泳的奥运会纪录以及世界纪录,如此骄人的成绩也为孙杨带来了一系列的品牌代言与节目邀约。然而知名运动员的形象权本就高度依赖于运动员的比赛成绩以及运动员自身的良好形象,赛场内的任何纰漏及赛场外的任何不良风波都将严重贬损运动员形象权的商业价值。2019年9月,“孙杨案”后,其代言的品牌诸如三六一度国际有限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均有不同程度的股价下跌。尽管代言品牌自身股价的波动不能完全归咎于“孙杨案”的影响,但是企业寻求商业代言的目的便在于利用知名运动员形象标识的资信价值,进而对消费者产生一定吸引力。“孙杨案”的发生无疑是对孙杨形象标识资信价值的一次重大减损。而除却商业代言,以2019年9月4日为节点,孙杨参与综艺节目的频次也呈下降趋势。

3.2  运动员人格权的减损

人格权作为现代以来民法发展的产物,早在1911年就被《瑞士民法典》在第1编第1节中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而随着人权运动的不断兴起,诸如《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条约也在国际层面上对人格权进行了确认。我国《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体现了我国对人格权的重视。人格权是每个自然人理应享有的权利。运动员首先是“人”,“人”的尊严要求基于自然法,人拥有着被尊重的权利。人格尊严作为人格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贯穿于人格权的始终。可以说,人格权本质上就是为了保护人格尊严而存在的。反兴奋剂组织作为保障体育赛事公平竞争的中坚力量以及打击兴奋剂行为的权威机构,其一言一行对运动员而言都有着莫大的影响。在“孙杨案”中,反兴奋剂组织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舆论产生了引导,从而引发了澳大利亚运动员霍顿与斯科特先后在领奖台上以拒绝合影的方式表达对孙杨的抗议。因此,人格权的减损也是在不正当程序下,运动员遭受的重要损害。尽管人格尊严与生命、健康等不可或缺的伦理价值不同,其更大程度上应被视为“外乎于人”的事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知名运动员的人格尊严通常被认为是具有认可性价值的。如果说对于体育赛事而言,公平是其所遵循的底线;那么对于运动员而言,使用兴奋剂便是其一生的污点。“孙杨案”后,纷至沓来的道德谴责与舆论怀疑对于运动员人格权的影响同样是难以估量的。

3.3  运动员参赛权的减损

运动员的参赛权,亦称运动员的参赛资格,是运动员参与体育赛事的核心与前提。正如《奥林匹克宪章》所规定的那样:参与体育是一项人权,每个人都必须拥有团结友谊的体育精神,拥有公平参与体育比赛的机会而不受歧视。对于运动员而言,在竞技赛事中赢得奖牌是其平时训练与赛场拼搏的意义所在。前文述及的运动员形象权的商业价值也依附于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良好表现。而不正当的检查程序往往会导致对运动员的禁赛处理结果,从而影响运动员参赛权的行使。

3.4  运动员休息权的减损

休息权作为人们健康生活的保障,是展现主体人格与尊严独立的基础性权利,其自诞生之初就成为国际人权研究的重要环节。运动员为了在赛场上取得良好的成绩,本就需要通过高强度的训练以保持竞技状态。与常人相比,运动员更需要通过充足的休息以恢复身心。但是在正常情况下,WADA所规定的行踪规则就对运动员做出了严苛的规定,其要求运动员必须提前提供每天上午6点至晚上11点每个60MIN的具体安排,并且若有变更也应随时报告。这表明运动员在报告的任何一个时间段,包括休息时间都会被WADA的赛外检查所影响。早在2009年,比利时运动员就曾对“行踪规则”提起诉讼,而后法国也曾以严重影响私人生活为由对“行踪规则”提出质疑。可见过于严格的赛外检查规定将影响运动员的休息权。而在“孙杨案”中,样本采集团队本就是在当地时间的深夜,即运动员休息时间内进行样本采集工作,而不正当的通知程序与样本采集后的保管程序又引发了孙杨对于采集样本有效性的质疑。在双方僵持过程中进一步缩减了运动员的休息时间。而后不正当的通知程序与样本采集后的保管程序又产生了相应的FDP裁判程序与CAS裁判程序,对于反兴奋剂组织而言,其内部拥有着大量且专业的人员对相关程序进行处理,而运动员却需要亲自参与其后所有裁判过程,又将进一步减损运动员的休息权。

4  结语

在观看体育赛事的时候,人们期待看到运动员在公平的环境下,为了自身和国家的荣誉努力拼搏,永不言弃。因此人们对于服用兴奋剂行为深恶痛绝。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回应人们的期待而产生的。故而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自成立伊始便致力于严厉打击服用兴奋剂行为。然而,诸如“孙杨案”“佟文案”等案件的频发不由得引致人们对于现存世界反兴奋剂制度的思考:是否过于强调对服用兴奋剂行为的规制而忽略了对运动员正当权利的保护。运动员作为体育赛事的核心,倘若其正当权利不能得到保护,那又谈何在赛场上奉献出精彩的比赛呢。正如刑法的目的不只在于打击犯罪,更在于保障人权一样,反兴奋剂检查制度的目的也不仅在于打击违规行为,更在于保护“清白”运动员的正当权利。2021版《WADC条例》对运动员权利保护的内容只是开始,更多去关注运动员的权利保护问题,实现运动员权利保护与公平竞争的平衡状态,才是建立更为公正合理的世界反兴奋剂检查制度的应有之义。


——摘自:梅傲,郑宇豪,世界反兴奋剂检查制度之殇:程序失范下的运动员权利减损——《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02

数字化竞技实力平台的研制与应用

运动训练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运动员竞技能力的过程,亦即使其具备相当的实力,然后通过参赛,在比赛中发挥出来。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突破和融合发展,深刻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与思维模式,为我们深入认识运动训练规律,加快推进训练过程的数据化、客观化和精细化提供了有利条件。运动训练的未来发展方向,就是体能、技能和心能的有机整合和协调发展,从而实现运动员竞技实力的全面提升,这需要实现数据信息的快速获取,构建数据的集合,做好数据信息的实时分析和批量处理,为此,我们提出了数字化竞技实力平台的建设工作。

   一切训练活动都是围绕着提高运动员竞技能力组织进行的。平台的建立正是以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构成要素(心体技)为核心,以负荷和恢复关系呈现以及运动员竞技状态诊断、分析为主要功能,基于“训科医管一体化”的模式,提出了“训科医管反(兴奋剂)”的框架设计。平台的建立也充分借鉴和吸收了国外运动员数据监控平台SmartBase一些有益经验和做法。

1  数字化竞技实力平台建立的必要性

1.1  平台建立是当代科学化训练发展的必然趋势

   科学训练的主线是围绕负荷一疲劳一适应规律进行的,传统的小体量数据分析犹如盲人摸象,难以把握数据全貌,缺少横向的比对与纵向的追踪。表现在运动训练过程中,对于运动员训练负荷、疲劳程度、运动表现、损伤风险等因素,无法做到精确地量化和综合分析,致使教练员、科研人员不能及时诊断、评估和监控训练过程及运动员竞技能力状况。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对训练规律的不断认识,科学训练理念和训练方法手段不断更新和升级,相对“独立”或“封闭”的训练模式已经无法达到科学化训练的要求。全新的“数字化+”训练模式已成为当代科学化训练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数字化竞技实力平台建设,便是加快推进运动训练的数据化、客观化和精细化,不断提高科学化训练水平和运动员竞技实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1.2  平台建设是实施科技助力竞技体育的客观需要

   当前,科技助力竞技体育已成为体育界的共识。随着数字化训练理念和智能测试技术的发展,科技助力已全面进入到信息化、数据化时代。体能、机能、技能、心理、伤病、疲劳、形态等数据对训练训练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大,数据的积累也越来越庞大。但在具体操作中,智能化、数字化训练器材研发力薄弱,兼容性不高,训练监控数据收集过程复杂,数据丢失、数据碎片化、数据割裂等问题,导致相关数据存储、管理与使用效率下降,使得训练监控不够科学和精准,影响了科技助力的实施效果。在推动科技助力赛事备战工作的进程中,科学构建数字化监控体系、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则成为推动科技助力竞技体育的重要手段。数字化竞技实力平台通过API集成和自动化数据收集,将原本分散在各种设备(如Omegawave , Gymaware等)以及专项教练、体能教练、科研人员、医务人员、反兴奋剂人员等的各项数据进行汇总、存储、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呈现,通过多重数据综合查看,全方位监控运动训练,有效提高科技助力竞技体育水平。

1.3  平台建设是管理人员有效把控训练质量的重要途径

   在传统运动训练中,教练员、科研人员、医务人员等根据分工,各自分析、整理相关数据,最后生成报告汇报给管理人员。由于相关训练监控数据和记录在一定程度上的格式不统一、信息不对称、数据管理不系统,造成了查询不便捷、储存不方便、分析不直观、数据不透明等问题。这既耗费了教练员、科研人员和医务人员的大量精力,也使得管理人员不能有效把控训练质量及监控训练效果,不仅效率不高,而且在协作过程中环节过多,易出错,影响整体训练计划的安排和执行。而数字化竞技实力平台,可以解放大量的人力资源,同时提高了训练中数据流转的效率,管理成本得到大大节约。多方面紧密协作有助于相关人员及时反馈运动员竞技状态,并对其进行针对性指导和调整。运动训练全程都处在数据化管理中,提高了管理人员对训练质量的把控。

2  数字化竞技实力平台的设计理念

2.1  训练资源数字化的智能推送

   数字化是指将许多复杂多变的信息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然后再以这些数字、数据建立起适当的数字化模型的过程。而数字化竞技实力平台主要是通过数字网络媒体,建立网站、手机移动端,将运动员竞技实力相关的主要信息资源和训练数据,通过API集成、自动化采集、线下数据收集、云端存储、数据分析、可视化呈现等方法,为管理人员、教练员、科研人员、医务人员和运动员等人群科学构建数字化训练监控服务体系,同时,也为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诊断、分析和评价提供了现代化的工具,帮助教练实现从经验训练走向基于数据支撑的智能化训练。

2.2  训练效果的可视化呈现

   平台的建立是基于大量训练数据的深度分析,通过录入、查看、编辑源库数据、并行分析引擎等手段,将运动员日常训练中负荷安排、疲劳恢复、适应规律、计划安排、成绩和伤病管理等数据的关联和趋势波动同步到云端,通过建立网站和手机移动端,实时观察各个运动员以及训练队的训练效能情况,减少了对“人”的实时观察,实现了针对训练“效果”的监控,将数据转换成图形或图像进行更为直观的呈现,并实现信息的交互式处理。

2.3  科研对训练的有效介入

   数字化竞技实力平台可以将时间跨度大、维度复杂、存储分散的海量数据,按照身体素质、训练目标、训练计划、负荷安排、疲劳统计、适应规律、伤病情况等方面,进行分类存储管理和集成应用,便于科研保障人员对数据信息进行梳理、整合、分析和挖掘。通过平台的统计分析和科研策略模块,科研保障人员可以提供有效信息反馈给教练,科学调配每天的训练量和提供适当的干预,从而提高训练的精细化程度。

3  数字化竞技实力平台的系统架构

3.1  组织架构

   数字化竞技实力平台由基础业务模块、基础数据模块、平台管理模块、科研策略模块、统计分析模块、数据采集模块6大模块组成。将运动员的数据从“科训医管反(反兴奋剂)”等部门统一汇总和保存到平台数据库中,并根据不同的指标项和分析方法,形成综合信息库。通过线上线下、互联互通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形成训练前、训练中、训练后的全方位闭环。随着大数据的不断积累、分析和应用,能够为教练员提供科学、精准的训练建议,有效诊断和评估运动员竞技实力发展状况,也能为科学化训练的开展和推广,提供全面的大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撑。

3.2  网络拓扑架构

   数字化竞技实力平台将相关数据权限进行了严格分类。在应用交互层,基于科研内容、角色和级别,不同用户可以灵活设定查看运动项目类别、具体运动员数据范围。在基础网络部分,采用物理隔离,内外网隔离开,保障系统的数据安全,有效避免了从外部侵害平台数据的危险。所有数字化流程及相关数据全过程加密防破解。采用HTTPS数据加密通道,读写双向校验;采用强密码算法,满足大数据安全标准要求;采用人员登录验证,全过程数据日志记录;采用国产服务器和操作系统部署,能够完美兼容国产数据库。

3.3  系统软件数据结构

   数字化竞技实力平台系统是一套运动员数据一站式管理系统,实现了训练数据、体能数据、伤病数据、成绩管理、科研策略、负荷数据、生理生化数据、恢复数据、反兴奋剂和心理状态等众多数据的标准化采集。实现了科研人员、教练员、队医、管理人员、运动员数据在同一平台无缝共享,并轻松设置各个角色的操作管理权限。该系统软件可与任何数据库整合,支持CSV,Exce1,XML格式数据上传,通过全平台管理,整合数据类型,根据训练需求,了解每日训练状态,出具每周训练报告。

4  数字化竞技实力平台主要内容

   主要包括运动员基本信息(包括运动成绩)、心智、体能、技战术、负荷恢复、伤病管理和反兴奋剂工作7个板块。

   在内容设置方面,主要从运动员这一维度考虑,影响其运动成绩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上7个方面,本平台最终目标将实现7类数据的全面采集,并进一步尝试构建其内在复杂逻辑关系。运动员通过手机自动上传RPE、自我状态评价、睡眠质量、压力感觉、肌肉酸痛度、疲劳感觉、训练反馈等信息;教练员通过网络媒介及时上传训练计划,审核考勤信息,提出训练评价,发布训练管理公告等工作;科研医务人员通过实地测试、诊断,借助智能测试器材,自动和手动上传相关测试数据,及时分析、评价和反馈运动员竞技实力状态等;领队等管理人员实时上传相关基本信息、比赛成绩,全面了解运动员。7项内容由教练员、科研、队医、管理等不同岗位进行操作,但结果实现数据权限内共享,可以有效促进各岗位之间的交流,发现各领域的变化规律,不断提高数字化训练监控水平。

5  数字化竞技实力平台主要作用

   通过数字化竞技实力平台的应用,一是教练员和科研人员可以对训练过程进行及时的监控和指导;二是可以诊断、评估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发展状况;三是为训练主管部门提供抓手。

   超级管理员:配置账号,调整平台模块和技术参数,维护平台系统正常运行。

   管理人员:可以全面了解训科医管反(兴奋剂)方面的全面信息,提高管理效率。

   教练员:通过发布和修订训练计划,有效监督运动员训练计划的执行情况。

   科研人员和体能教练:能够全面了解运动员体能训练、身体机能、膳食营养、疲劳恢复、心理等方面的数据,科学监控运动员身体机能的变化情况。

   医务人员:创建运动员伤病管理档案,分析运动员伤病的发生和恢复状况,有效控制伤病发生的风险。

   运动员:可通过移动端,接收训练计划,便捷提交训练日记,完成日常疲劳和健康状况的反馈。

6  应用示范与模式

   目前,数字化竞技实力平台已经在山东省部分优秀运动队试点上线。经过不断优化和调整,目前平台已实现运动员健康问卷、训练负荷自动上传及负荷监控、疲劳恢复监控、生理生化监控、神经状态监控、体能评价、伤病管理等功能。教练员端完成了训练计划的自动发布以及电子训练日记的实时审核功能。科研人员端实现周起始状态分析报告自动生成和定时推送功能。

6.1  教练员应用服务

   教练员应用服务主要包括:添加分组、添加运动员、填写基本信息、填写体能指标、配置训练方案、安排训练计划、查看队员状态、调整训练方案等。具体应用中,科研人员通过测试、收集、录入、分析相关数据,及时把监控结果和训练建议反馈给教练员。教练根据科研人员和运动员给出的反馈意见和训练效果,以及对运动员RPE、负荷状态、恢复状态的分析结果,科学配置训练方案,调整阶段训练计划。通过后台自动化分析,运动员能够实时查看训练计划,通过手机移动端自动上传RPE、健康问卷等数据,及时反馈训练结果。

6.2  科研人员应用服务

   科研人员的应用服务主要是基于平台数据的不断积累,根据研究和训练需要,随时提取关注的运动员数据,应用于训练状态分析、科学指导训练实践的过程。在具体应用服务中,每周定时出具涵盖训练负荷数字化监控、健康问卷数字化监控、生理生化数字化分析、伤病状态分析、CMJ数据分析、Omegavave数据分析、训练计划匹配建议等内容的周起始状态分析报告,及时推送到相关教练员手中,通过多维度的数据查看和精细化的统计分析,全方位监控运动员训练状态。

7未来发展和预期效果

   1)基于大数据分析思维,建立基于训练数据不断学习和成长的智能化平台系统,构建具有深度学习功能的智能化平台。

   2)基于全过程的运动员的身体机能、负荷变化、伤病等多维度数据深度学习,建立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诊断、评估系统,对运动员伤病风险作出预测。

   3)建立高水平运动员训练方案和训练策略数据库,为教练和科研人员提供智能化的训练分析指导和建议。

   4)基于大数据分析,从数字化到数据驱动,建立高水平运动员竞技能力模型,为运动员选材和精细化培养提供数据参考。


——摘自:郑念军,蔡成法,刘广胜,数字化竞技实力平台的研制与应用——《山东体育科技》,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