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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体育院校发展的多重路径研究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引发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作出了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从而“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了行动指南”。对我国体育院校来说,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点,以推进学科发展为着力点,以抓好队伍建设为支撑,扩大对外交流,强化党的领导,深化学训融合,推动体育院校改革发展和各项工作不断迈向新台阶。

1  坚持立德树人:新时代我国体育院校发展的核心点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核心。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教育面临的时代主题不断变化,教育政策也因形势不同有所调整,然而“立德树人教育思想始终是我们党的育人初心,始终是教育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所在”。当前,体育院校承载着越来越多的使命和责任,从人才培养(训练竞赛)、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延伸到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但究其根本,立德树人是学校的初心和教育教学(竞技体育)的本质。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立德树人则是贯穿其中的根本逻辑,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做到立德树人?

1.1  体育院校要深刻认识立德树人的理论内涵

立德树人是高校(训练基地)的立身之本,也是南京体育学院高等教育教学和竞技体育训练的核心理念。2018年6月,教育部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明确强调要加快发展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造就一大批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水平人才。为更好落实这一理念,本次大会发表了《一流本科教育宣言(成都宣言)》,倡导全国高校应该继续深化教学改革,交给学生打开未来之门的“金钥匙”,不断激发高校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全面提高高校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未来世界发展的需要。可以说,立德树人揭示了教育和训练的本质,无论是体育教育还是运动训练,其本质都是以育人为前提,即促进学生和运动员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的体育人才,以推进体育强国的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立德树人体现了教育和体育的规律,即把握学生和运动员的成长特点和认知规律,要用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来滋养学生和运动员的思想和心灵,以塑造其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1.2  体育院校要准确把握立德树人的深远意义

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体育人,迫切需要把立德树人放在教育和体育事业的首位。客观地讲,评价某个高校工作究竟如何,最根本的就是看该校立德树人工作做得怎么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人才培养是育人与育才的高度结合体,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要把立德树人工作作为检验高校所有工作的根本标准,否则就无法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如果将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放到人类教育发展历史进程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每个民族、国家都是按照自己发展需要来培养人才的,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育人才的,这既是教育服务大局发展的需要,也是教育不断前进的方向。对我国来说,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我国教育的核心任务。对体育院校来说,坚持立德树人的核心,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和体育方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

1.3  体育院校要科学构建立德树人的实践体系

把立德树人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必须扭转体育院校不尽合理的教育评价导向,围绕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等核心问题开展工作,坚决克服唯文凭、唯职称、唯帽子等顽瘴痼疾,彻底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的问题;必须深化体育院校教育体制改革,完善各项立德树人推进机制,推进体育院校在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以及保障机制等方面深化改革,建立起系统、科学、高效的育人模式;必须牢固树立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办学理念,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2014年和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来到北京大学,在与师生座谈时都提到了一个共同问题,即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上有作为、有成效,我们的大学就能在世界上有地位、有话语权。”因此,体育院校必须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坚决克服与之相违背的各种做法,构建体育和训练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把立德树人落实到教学、训练、科研和管理等各方面,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完整体系。

2  推进学科发展:新时代我国体育院校发展的着力点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政治力量对比,且已成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大国办强教育”既要补短板、又要提质量,必须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以教育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

2.1  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处于龙头地位

学科水平是学校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学科特色是学校最根本的标志。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体育大学,首要的是建设一流学科。因为以学科为基础,是高水平体育院校建设的根本路径。高水平体育院校建设不能简单等同于一流学科建设。因为良好的学术生态和顺畅运行的体制机制是学科健康发展的基础。没有高水平院校(一流专业)的整体环境也建不成一流学科。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科技革命步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科技创新正在重构世界经济版图,科技领域的竞争决定着国家间综合国力较量的成败。在此形势下,高校应时刻关注实际科技革命发展大局,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历史发展基点上,着眼于“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加强学科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对此,南京体育学院已充分认识到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正在全力推进“博士授予权单位”建设,学校核心工作目标上已鲜明地突出了学科导向。

2.2  学科建设坚持有选择地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

从一定意义上讲,加强学科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总要求,把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我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建设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互相促进的学科体系”。体育院校的学科不在多、不在全,而在“特”、在“强”,关键要建设好与体育院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群,尤其要在把学校“体育学”传统优势学科做强的前提下,把新兴交叉融合学科做实做精。应该说,“特色+优势+一流”才是真正的一流,才是持久的一流。对南京体育学院来说,虽然学校目前还不是一流建设高校,但在具体操作上,要不断突出学科高点,培育学科重点,扶持学科增长点,既要克服“唯学科论”的倾向,也要克服“撒芝麻盐”的倾向,把有限的资源用在重点学科的“刀刃”上。

2.3  建设高水平体育大学重在质量和特色,而非规模和数量

我国有近3000所高校,不能用一个模式办学,也不能都是综合性大学。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创一流,但不能把高校人为分为三六九等,而是要鼓励高校办出特色,在不同学科、不同方面争创一流”。可以说,特色就是质量,特色就是竞争力。一流大学未必都是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精而专、有特色的学校同样可以办成高水平大学。争创一流并不是争创“全能冠军”。南京体育学院建设“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体育大学”,重在优势和亮点,建设一流专业其道理也一样,也必须转变办学指导思想,在抓好共性“质量”的基础上,突出学科和专业的“特色”个性的建设,争创“单项冠军”,从而开启建设一流体育学科引进人才,进而建设一流体育院校的“南体模式”新征程。

3  抓好队伍建设:新时代我国体育院校发展的支撑点

3.1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繁荣、民族振兴、教育发展,需要我们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需要涌现一大批好老师。”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教师非常重视和关心,每年教师节都会前往学校看望师生,或致信祝贺问候,为全党做出了尊师重教的表率。在此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先后提出“三个牢固树立”“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的殷切希望,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这些重要论述,为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指明了方向,要求培养造就一支党和人民满意的教师队伍。对体育院校来说,竞技体育要有所发展,必须建好运动员、教练员和管理干部三支队伍,尤其是教练员队伍;高等教育要上台阶,首先必须要建好教师队伍这个关键主体。例如,南京体育学院在推进博士授权单位建设和一流专业建设的过程中,高度认识到人才是学校发展的战略资源,是推动学校内涵式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支撑。人才的水平决定了学校事业发展的水平,引进一批优秀博士和高职称的教师成为南京体育学院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坚持引育并举,重点培养一批、大胆使用一批、及早储备一批。秉持如此信念、拥有这样的魄力与气度,近年来南京体育学院在学科建设上稳步提升,一年上一个台阶。

3.2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需要综合施策

要围绕学科集聚人才,不能脱离学科盲目引进。要通过集聚人才,建设好一批能够支持学校发展的重点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以及一流专业建设,把人才资源统筹利用好,处理好引进人才和自有人才的关系问题;要集聚高层次人才,而不是一般的普通人才。目前,南京体育学院各类学科人才不少,但迫切需要的是要集聚在教学、训练和科研几方面在全国领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领军人才和带头人,培养一定数量的具有创新精神、成果丰硕、研究前沿的创新型人才;要集中培养优秀青年人才,不能一味论资排辈。优秀的青年人才是学校发展的希望、是学校未来发展的骨干,更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对于优秀的青年教师和教练,要大胆使用,放手培养,给他们搭平台、压担子,让他们在实践中历练成长,最大限度地把能力释放出来,把才华展示出来,为学校教学、训练和科研再上台阶贡献出聪明才智。

3.3  把好人才的思想政治关,做好考察和筛选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了“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六个要”的标准。

首先,学校培养和引进人才,要对照这“六个要”的标准,把思想政治素质摆在首位,注重师德师风考评,教育引导他们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好教练,既做到学养深厚、训练有素,又做到政治过硬、方向坚定,真正成为政治上、学术上、训练上的“双强”带头人,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发挥好表率的作用。

其次,要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培训。教育者必须首先接受教育,核心内容就是师德师风的培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作为传道者首先要明道、信道,“育才由育师始。育人者先受教育。教师没有大境界、大胸怀、大格局,就谈不上为学生指点迷津、引领人生航向”。因此,体育院校要加强对教师,尤其是新引进教师的培训,引导教师、教练员时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高尚的人格魅力赢得学生、运动员的尊敬,以先进的事迹为学生、运动员树立良好的榜样,从而把真善美的种子播撒于学生、运动员的心中,践行自身作为塑造学生、运动员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引路人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4  扩大对外交流:新时代我国体育院校发展的发展点

4.1  体育是不同民族沟通交流的桥梁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唯物史观的实践理性立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肯定了“体育”之于“人类”的重要价值,将人们对体育价值的理解提高到新的历史高度。此后,习近平在不同的重要场合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并从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维度进行了具体论述。例如,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巴赫时指出:“体育不仅可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还可以促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世界各国利益的实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体育工作对世界做出了贡献”。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索契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指出,你们不但是运动员,同时还担当着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要时刻牢记这一身份,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展现中国运动员的良好形象。对于这段话,有些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开创了体育外交的新时代,体育成为展示中国风采、述说中国故事,进而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方式。客观地说,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乒乓外交”,还是当代中国的“奥运盛会”,体育确实起到了沟通中外交流的“桥梁”作用。可是,如果仅从“外交”角度理解习近平的这一体育思想则有失偏颇。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稍微留心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述就不难发现,体育外交只是我党积极拓展世界交往的一个维度,通过国际体育赛事促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为实现“世界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方为“外交”之上的更高价值指向。

4.2  体育院校对外交流要立足实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教育必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成就非常了不起,彰显了我党的宗旨和我国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改革开放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的最大红利,改革和开放是分不开的,开放就是改革,教育和体育领域也不例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当前,各国之间、各校之间的互信合作、互利共赢、互鉴发展,都离不开这座基石,离不开深化国际合作这个途径。这些都是我们坚定教育自信的底气。虽然我国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照搬别国经验是解决不了的,必须扎根中国大地,探索更多符合国情的办法,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同时,我们要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还必须适当借鉴国外先进的体育和教育理念。例如,南京体育学院在运动队的中外合作方面有一定的成效,但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对外合作交流、中外合作办学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为此要做大做强这几个方向,要通过深化高等教育和竞技体育的国际合作,进一步促进学校国际化的发展。

4.3  体育院校应多维度开展对外交流,深化高等教育和竞技体育的国际合作

一是要引进、利用国际优质教育和训练资源,也就是“请进来”;二是要促进教育和训练的国际交流合作,也就是“走出去”;三是要参与全球体育教育和运动训练体系中去,建设具有南体特色的学科、专业、课程、教材,有具中国特色的优秀运动队和运动训练模式,有一定国际水平的教学模式、训练模式,在高等教育和运动训练对外合作中提升南京体院的形象,谋求学校的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赢发展。

5  强化党的领导:新时代我国体育院校发展的关键点

5.1  党的领导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

坚持党的领导,维护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权威产生的社会客观条件,强调对权威的考察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从而奠定了看待权利、分析权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恩格斯在《论权威》《反杜林论》《致卡洛·特尔察吉》等文章中,详细论述了权威的界定、权威的价值以及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密切联系。进入新时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要培养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要求的人,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是我们思考和谋划教育工作的逻辑起点,也是必须牢牢把握的正确政治方向。要坚持教育“四为”方针,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真正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和运动训练发展的经验表明,办好一所体育大学,既要遵循高等教育和运动训练的一般规律,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和运动训练发展的时代潮流,又要立足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不断探索具有我国体育院校办学特色的“办学模式”。对于我校来说,就是要着眼世界水平、着力中国特色,把抓好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把党的教育和体育方针全面贯彻到学校工作各方面。

5.2  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我们党的根本性建设,关乎全局,必须放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首位。教育是培养接班人的事业,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属性,也要把政治建设摆在学校工作的首要位置。党的政治建设,核心是政治信仰和政治方向,关键是政治领导和政治根基,基础是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研究生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尤其要严肃政治生活,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的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教育党员的主要平台,也是党风、政风的“净化器”与化解党内风险、矛盾的“金钥匙”。诚如习近平所言:“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因此,体育院校要增强民主观念,发扬民主精神,积极表达观点和意见,充分发挥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党的政治生活充满生机和活力。同时,也要增强“集中”观念,听从党组织的指挥,服从党组织的安排,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抵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错误言行,使党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此外,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还要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惟其如此,方能不断强化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把学校建设成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坚强阵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办学的前提,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5.3  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体育院校要形成以大学章程为基础,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以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训练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为支撑的现代化学校治理整体架构。要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转好,党委重在谋划和决策,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职责,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校长重在实施和管理,全面负责教学、训练、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依法行使职权。在体制运行过程中,特别要注意把握好“集体领导、科学决策、分工负责”这三个关键点。同时,要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是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把基层党建工作和教学、训练、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使学校发展建设与党的建设同步谋划、与党的组织同步设置、与党的工作同步开展。此外,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体育院校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与各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高校要把抓好党建作为办学治学的基本功,把党的教育方针贯彻到学生教学、管理、科研、社会服务的所有方面,并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展开全面的论证和系统的部署,在如何实现全面领导上加强“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形成落实党的领导纵到底、横到边、全覆盖的工作格局”。

6  深化学训融合:新时代我国体育院校发展的创新点

6.1  学训融合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深化教育改革是推动我国教育持续前进的基本经验,也是建设人民满意教育的必然选择。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做好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又要结合学校特色分类实施。对体育院校来说,“学术性是大学的本质属性之一,是推动大学发展和改革的内在逻辑力量。竞技性是体育的基本属性,突出竞技性是高等体育院校区别于其他大学的根本点。学术性与教育性的统一是高等体育院校生存和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大学的学术性和体育的竞争性,在高等体育院校办学中缺一不可,学术性和竞争性的相互作用,形成辩证的有机统一,构成高等体育院校办学特性。”因此,体育院校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的要求,深化教育(训练)体制、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加快推进教育和训练方面治理能力和办学水平现代化,形成“育人才、夺金牌、出成果”的体育院校办学效益。

6.2  坚持学训融合,推动体育院校发展

首先,要强化学校教学、训练、科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的定位。着眼于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有深厚专业理论知识和较高运动技能的教师队伍以及教练员、运动员、体育干部队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充沛的人力资源,实现教学、训练、科研在更高的维度上有机结合,逐渐构建三者密切融合的科学机制。为此,要确立教学、训练、科研的阶段性目标,积极推进教训一体化。

其次,要深入学习贯彻国家关于教育改革的重要部署,全面分析“学”和“训”的时代背景、深刻内涵、辩证关系与结合模式。同时,全面总结各体育院校“学”与“训”融合的经验教训,科学把握各体育院校的办学特色与发展规律,结合新时代我国体育院校改革的总体要求,逐步探索既适合体育院校总体发展方向,又满足各体育院校自身特色的融合路径。在此过程中,体育院校要不断延伸“学”“训”融合的综合效应,将体育院校建成为二者完美融合的优质平台,并在进行系统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向整个教育、体育行业输送优质人才,在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为“体教融合”的改革探路。

最后,要狠抓竞技体育的重点队伍,狠抓省重点学科和一流专业建设,狠抓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别的研究项目,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获取高层次的奖项。面对新时代教育和体育的新形势新要求,在谋划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时,要确立“做大高等教育,做强竞技体育,做优科学研究,做特办学模式”的理念与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结晶,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强大思想武器,为新时代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此,我们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引领,在“育人的过程中,将南京体育学院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体育院校”,努力在当下各项工作和“十四五”规划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摘自:史国生,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体育院校发展的多重路径研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引发的思考——《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20.12

揆情审势、宽严相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之新发展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orld Anti-Doping Code,WADC,以下简称《条例》)是国际体育界普遍承认的防治与反对兴奋剂的基本文件,是各体育组织预防与惩治兴奋剂违规行为的基本“法典”(code)。《条例》旨在通过反兴奋剂核心内容的全球协调一致加强反兴奋剂工作。《条例》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WADA)负责起草制定,于2003年1月在第2届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通过,2004年1月1日起实施,其后有2009年1月1日生效的修订版和2015年1月1日生效的修订版。根据惯例,《条例》每6年修订1次。在2019年11月召开的第5届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通过的修订版已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是最新的2021年实施版《条例》。此次修订工作并非全面“推倒重来”,而是在原有《条例》的规则框架下(2021年实施版《条例》将2015年实施版《条例》中的第23条拆分为第23、24、25条,现共计27条),结合世界反兴奋剂斗争的新发展和面临的新问题,与时俱进地进行反兴奋剂规则的修补和制度完善。根据WADA官方网站公布的《条例》修订信息,新版《条例》共有50多处重大修订。据笔者统计,包括文字等方面的细节修改多达3000多处。

1  2021年实施版《条例》主要新增内容

1.1  反兴奋剂的宗旨与价值

 1)2021年实施版《条例》强调反兴奋剂教育、执行和法治的协调。其开篇“世界反兴奋剂体系和条例的宗旨、适用范围及组织实施”部分,将宗旨的第2项“确保在发现、遏制和防止使用兴奋剂方面,形成国际和国家层面上的协调一致的有效的反兴奋剂体系”,改为“确保在防止使用兴奋剂方面,形成国际和国家层面上的协调一致的、有效的反兴奋剂体系,包括教育、遏制、发现、执行、法治等方面”,并解释了“教育”“遏制”“发现”“执行”“法治”的具体内容。

新增的“教育”“执行”“法治”内容使得《条例》涵盖的范围更广泛,能在统一世界各国和各体育组织的反兴奋剂规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在“法治”方面,新增条款强调:“必须确保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已经承诺遵守《条例》和《国际标准》,它们采取的所有反兴奋剂措施都应尊重《条例》和《国际标准》,以及比例原则和人权原则。”在“教育”方面,与《条例》修订同步,WADA首次制定了《反兴奋剂教育国际标准》(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Education),该标准就签约方如何对运动员以及相关人员实施反兴奋剂教育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南,具有强制约束力。

2)2021年实施版《条例》强调反兴奋剂斗争是为了维护健康价值。《条例》序言部分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基本原理”阐明了设立反兴奋剂体系是为了努力维护体育运动固有的价值观,即被称为“体育精神”的奥林匹克精髓。体育精神体现在诸多体育运动的价值中,该条列举了这些价值。2015年实施版《条例》将“道德、公平竞赛与充实”作为这些价值的第1项,而将“健康”作为第2项。新版《条例》将“健康”改为体育精神价值的第1项。

这一改动源于2018年1月18日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一起案件。一些法国运动员和体育组织不满《条例》规定的兴奋剂检查行踪报告制度,认为其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对隐私、家庭权利和住宅权利的保护。但欧洲人权法院裁定行踪报告制度并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因为反兴奋剂斗争是为了维护健康价值,这一价值的法律位阶高于隐私、家庭和住宅权利。为强调欧洲人权法院对《条例》的法律背书,新版《条例》将原本位于第2项的“健康”价值置于体育精神价值的第1项,以凸显《条例》的合法性与合宪性。

3)2021年实施版《条例》强调对运动员权利的保护。在《条例》序言部分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基本原理”中,新版《条例》在原有体育精神的价值中新增了第3项价值——运动员权利,以回应人们对反兴奋剂斗争过于强调打击兴奋剂违规却忽视运动员权利保护的批评。为使得“运动员权利”真正在反兴奋剂斗争中得以体现,新版《条例》在第20.7.7条中具体规定:经由WADA运动员委员会推荐,WADA执委会应当颁布《运动员反兴奋剂权利规则》(Athletes’Anti Doping Rights Act),将《条例》、反兴奋剂各《国际标准》中明确规定的运动员权利,以及反兴奋剂最佳实践模式中各方共同承认的运动员权利编撰出来。与新版《条例》的起草和通过同步,目前《运动员反兴奋剂权利规则》已颁布,该规则将运动员权利分为两部分内容:第1部分为《条例》和《国际标准》中已经涵盖的内容,具有强制力;第2部分为保护运动员权利的最佳模式,不具有强制力,但有示范作用。该规则的设立将有利于反兴奋剂斗争中运动员权利的保护。

1.2  在世界反兴奋剂规则体系中明确《技术文件》的独立地位

2015年实施版《条例》规定世界反兴奋剂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第1级《条例》,第2级《国际标准》,第3级《最佳实施模式》与《指南》。2021年实施版《条例》在第2级《国际标准》之后新增了《技术文件》(Technical Documents)。《技术文件》属于强制性规则,是针对《国际标准》中的技术性问题制定的专门的解释性文件。新版《条例》附录的“定义”部分专门对《技术文件》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由WADA不定期采纳和颁布的文件,其含有特定的强制性技术要求,其目的是实施《国际标准》。”事实上,在2015年实施版《条例》中就已存在《技术文件》,但其在反兴奋剂规则体系中的位阶隶属于《国际标准》,而不是反兴奋剂规则体系中具有独立位阶的规则内容。

目前生效的WADA反兴奋剂《国际标准》主要有《禁用清单国际标准》《检查与调查国际标准》《实验室国际标准》《治疗用药豁免国际标准》《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国际标准》《签约方遵守〈条例〉国际标准》等。与《条例》修订同步,第5届世界反兴奋剂大会首次通过的《国际标准》有《兴奋剂结果管理国际标准》和《反兴奋剂教育国际标准》。在以往的反兴奋剂实践中,《国际标准》中的某些技术性问题容易引发争议。此次《条例》修订,将《国际标准》具体适用的《技术文件》独立出来,确定其在反兴奋剂规则体系中的独立位阶,将使得反兴奋剂机构及其实验室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强力约束,有利于反兴奋剂斗争打击的准确性和精确性,更有利于保护运动员权利,因为《技术文件》属于强制性规则,违反这些规则可能导致兴奋剂调查或检查结果无效。

1.3  设立新的兴奋剂违规类型——阻挠报复举报行为

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2条规定的兴奋剂违规行为共有10种,2021年实施版《条例》新增1种兴奋剂违规行为类型——“阻挠报复兴奋剂举报行为”(discourage or retalia -tion against reporting to authorities)(新增第2.11条),指运动员或其他人员阻挠、报复向反兴奋剂机构善意检举的违规行为,但不构成违反《条例》第2.5条规定的“破坏或企图破坏兴奋剂管制过程的任何环节”行为,具体包括2类违规行为:威胁和试图威胁、阻挠检举人(第2.11.1条);对检举人打击报复(第2.11.2条)。第2.11条最后还强调,所谓的阻挠和报复,不仅包括行为人故意的恶意行为,也包括行为人不恰当的回应行为。

新增这一兴奋剂违规行为类型是为了适应反兴奋剂斗争新形势的需要。“俄罗斯集体兴奋剂事件”,就是通过俄罗斯运动员和反兴奋剂工作人员的内部举报而被揭露出来的。为了鼓励内部举报人,WADA在2016年新出台了一项反兴奋剂“内部举报人举报制度”(WADA Whistle-blowing Program:Policy and Procedure for Reporting Misconduct),鼓励运动员和其他人士作为内部知情人举报其所在的体育组织内部的个人或集体兴奋剂违规行为。但举报制度实施最大的障碍是举报人担心受到打击报复而不敢贸然举报,“俄罗斯集体兴奋剂事件”的内部举报人如今不得不在俄罗斯境外避难的事实也让举报人心寒。为了让运动员放心进行举报,新版《条例》新增“阻挠报复兴奋剂举报行为”这一兴奋剂违规行为类型,严厉制裁对举报人进行阻挠报复的行为。同时,新版《条例》第2.11.2条的注释也明确说明《条例》只会保护善意的举报人,不会保护恶意的举报人。

对阻挠报复举报行为的处罚,新版《条例》新增的第10.3.6条规定:违反条例第2.11条者,处以2年至终身禁赛,禁赛期长短取决于行为人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第10.3.6条的注释还规定: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同时构成违反《条例》第2.11条的阻挠报复举报行为,以及《条例》第2.5条的破坏或企图破坏兴奋剂管制过程的任何环节行为,以较重的处罚规定对其实施处罚。

1.4  《禁用清单》新增“特定方法”

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4.2.2条明确规定:《禁用清单》上特定物质(specified substances)的种类不应包括禁用方法,即禁用方法没有特定方法。特定物质往往是一些不能提高比赛成绩的物质,但因可能有损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而被禁用。2021年实施版《条例》第4.2.2条的标题改为“特定物质或特定方法”,新增对特定禁用方法的规定,将有利于保护运动员,因为使用特定物质或方法引发的兴奋剂违规行为的严重性和处罚力度都低于非特定物质或方法。此外,对特定禁用方法的范围也做出了限制,即以《禁用清单》上列明的特定方法为准,其他禁用方法都是非特定方法。

1.5  新增对容易滥用物质(社会毒品)的规定

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4条的《禁用清单》未区分能提高比赛成绩的运动兴奋剂和不一定能提高比赛成绩但可能危及运动员身体健康的滥用物质/社会毒品(substances of abuse),由于使用滥用物质(如可卡因)而招致兴奋剂处罚的事例非常多,可能扩大《条例》的打击范围,不利于《条例》对使用提高比赛成绩的兴奋剂的真正作弊者的精准打击。2021年实施版《条例》新增第4.2.3条(滥用物质)规定:“为应用第10条(对违规个人的处罚),滥用物质应当包含常于体育活动之外的社会环境中使用,且被《禁用清单》特别规定为滥用物质的禁用物质。”在处罚上,相对于其他禁用物质,新版《条例》减轻了对使用或持有滥用物质行为的处罚,新增第10.2.4条专门针对滥用物质进行处罚。其中第10.2.4.1条规定:赛外注射或使用滥用物质,且与提高比赛成绩无关,禁赛期应当为3个月。如果违规的当事人证明自己完成了社会毒品矫正治疗(由承担相应结果管理责任的反兴奋剂机构批准),3个月禁赛期可以缩减到1个月。上述3个月或1个月的禁赛期不得适用第10.6条规定的“自首”“立功”等减免情节再进行缩减。第10.2.4.2条规定:赛内注射、使用或持有滥用物质,运动员能够证明该注射、使用或持有的滥用物质与提高比赛成绩无关,则不应被视为第10.2.1条规定的故意行为,且不构成第10.4条规定的可以加重处罚的严重情节。因此,即使在赛内使用不能提高比赛成绩的滥用物质,也不会被认定为兴奋剂故意违规行为,不会遭受4年的禁赛处罚。另外,第10.9.2条新增规定:因使用滥用物质而遭到3个月或1个月禁赛处罚(第10.2.4.1.条)的违规行为,不适用第10.9条的“累犯”(多次违规加重处罚)条款。

1.6  签约方可实施非兴奋剂管制措施,但不得采取《条例》之外的处罚措施管制兴奋剂违禁物质

2021年实施版《条例》第23.2.2条最后一段新增规定:《条例》不妨碍签约方制定自己的《运动员行为守则、安全、药物和参赛资格指南》(Safety,Medical,Eligibility or Code of Conduct Rules)之类的体育规则,对非兴奋剂违禁物质进行管制。该条注释提到,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可以对酒精、氧气等物质实施管制,但要明确这并非兴奋剂管制措施。此外,对可卡因等物质的兴奋剂管制措施,不得超出《条例》的规定。这一新增规定强调了《条例》的规制客体是兴奋剂违禁物质和违禁方法,而不是非兴奋剂物质,对后者的处置,应当交由其他体育规则。《条例》在规制兴奋剂违禁物质和违禁方法方面具有最高权威。

1.7  新增“受保护人员”“业余运动员”2类主体

各版《条例》都坚持对未成年运动员实施特殊保护,对其兴奋剂违规行为的处罚要比对成年人轻。2021年实施版《条例》延续这一做法,在2015年实施版《条例》中的“未成年人”概念之外,新设立“受保护人员”(protected person)的概念。新版《条例》附录的“定义”部分专门规定了“受保护人员”的概念:①兴奋剂违规行为发生时未满16周岁的运动员或其他自然人;②未满18周岁,且未进入任何兴奋剂注册检查库(registered testing pool),且从未参加过任何无限制年龄级别的国际赛事的运动员或其他自然人;③由于年龄以外的原因,根据可适用的国内法,缺乏法律行为能力的运动员或其他自然人。在2015年实施版《条例》附录的“定义”中,未成年人的定义是未满18周岁的自然人。新版《条例》将未成年人的年龄界限降低了2岁,这是考虑到绝大多数国家国内法上成年年龄的规定有下降的趋势,且体育赛事参加者的年龄也有下降的趋势。新版《条例》对已满16岁但未满18岁的人也做出了特别规定(国际级水准的运动员除外),在兴奋剂违规行为的认定和处罚方面,他们仍然可以享受一定的特殊待遇,以与2015年实施版《条例》衔接。新版《条例》对该定义的注释还明确了残障人士和智障人士都属于受保护人员。

按照反兴奋剂斗争的发展趋势,不仅职业运动员适用反兴奋剂规则,业余运动员也可能适用反兴奋剂规则(《条例》授权各反兴奋剂机构自主选择是否对业余运动员实施兴奋剂检查和管制),只是在处罚业余运动员的兴奋剂违规行为上,各方都主张处罚力度应小于职业运动员,因为业余运动员可能接受的反兴奋剂教育不足。2015年实施版《条例》并未对业余运动员的兴奋剂违规行为特别宽待。新版《条例》新增了“业余运动员”(recreational athlete)这一类主体,其附录的“定义”中将“业余运动员”界定为由各国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定义的自然人,但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在进行定义时,不得将在兴奋剂违规行为发生前5年内曾是国际级水准(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根据《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认定的标准)的运动员,或国家级水准(由各国家反兴奋剂机构根据《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认定的标准)的运动员,或曾经在无年龄限制的某国际赛事中代表过某国,或曾经被纳入任何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或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制定的兴奋剂注册检查库或行踪规则库中的运动员,纳入业余运动员的范围。

2015年实施版《条例》相比,新版《条例》对业余运动员和青少年等受保护运动员的兴奋剂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显著降低。例如,新版《条例》第10.6.1.3条规定,就受保护人员和业余运动员而言,所涉禁用物质并非特定物质(第10.6.1.1条)和受污染的产品(第10.6.1.2条)才能适用无重大过错条款(第10.6条),而是涉及任何物质都可以适用无重大过错条款,对其因无重大过错而导致的兴奋剂违规行为的处罚,最长禁赛期为2年,而非4年。又如,新版《条例》第10.3.1条规定,违反第2.3条的逃避、拒绝或未完样本采集的行为,或者违反第2.5条的破坏或企图破坏兴奋剂管制过程中的任何环节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对普通主体的处罚是禁赛4年,而对受保护人员和业余运动员,处罚的最长禁赛期是2年。再如,关于违规行为的强制信息披露,新版《条例》第14.3.7条规定,受保护人员和业余运动员的兴奋剂违规行为都不得适用《条例》第14.3.2条的规定向外界强制披露相关信息。

新版《条例》新增对“受保护人员”“业余运动员”2类主体的保护,充分体现了人权原则和比例原则的要求,同时也体现了职业体育运动与业余体育运动区别对待的原则。

1.8  明确更新后的《禁用清单》不得溯及既往适用

2015年实施版《条例》未明确更新后的《禁用清单》是否可以溯及既往适用。以往曾有案例,2016年的《禁用清单》于2015年9月公布,新增了禁用物质美度铵(meldonium),2016年1月1日起该更新后的清单生效。有运动员因在2015年9—12月间服用了该药物,而在2016年3月份的兴奋剂检查中被查出体内还残留此种物质,该运动员遭到禁赛,这使得《禁用清单》有溯及既往适用的嫌疑。2021年实施版《条例》新增的第27.6条明确规定:除非《禁用清单》及其技术性文件另有明确规定,否则《禁用清单》不得溯及既往适用,但是作为例外,如果某禁用物质被更新后的《禁用清单》移除,此前运动员由于使用该物质而被禁赛,可以向对其处罚的反兴奋剂机构申请适用新的《禁用清单》以缩减其禁赛期。新的规定体现了“从旧兼从轻”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1.9  情节严重加重处罚的新规定

为了加大对兴奋剂严重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2021年实施版《条例》新增“情节严重(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加重处罚”条款(新版第10.4条),并在附录的“定义”部分新增“情节严重”的条目。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一规定并非全新条款,而是2009年实施版《条例》相关条款(原第10.6条)的重现,且内容有类似之处。考虑到“法外加刑”可能会赋予兴奋剂处罚裁决机构过多自由裁量权,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破坏刚性的兴奋剂法定处罚机制,损害兴奋剂处罚力度的全球统一性,2015年实施版《条例》删除了这一规定。新版《条例》一方面恢复了情节严重允许加重处罚的规定,另一方面对该规定的适用对象和条件进行了严格限制。新版《条例》第10.4条(“情节严重可在法定最长禁赛期上延长禁赛期”)规定:如果反兴奋剂机构能在具体案件中证明存在严重情节,则可在《条例》规定的本来的禁赛期之外延长禁赛期,延长禁赛期最多不超过2年,延长禁赛期的具体时间长短取决于违规行为的严重性和加重处罚情节的严重性,除非当事人能证明自己不知其行为构成了兴奋剂违规(即只有“直接故意”的情形才能被视为情节严重以加重处罚)。另外,第10.4条还明确指出,该条款对《条例》第2.7条(交易兴奋剂)、第2.8条(对他人施用兴奋剂)、第2.9条(兴奋剂合谋行为)、第2.11条(阻挠报复兴奋剂举报)规定的4种兴奋剂违规行为不适用,而只适用于其他7种兴奋剂违规行为,因为《条例》已明确规定对前述4种违规行为的处罚最严重者可至终身禁赛,即《条例》相关规定(第10.3.3、10.3.4与10.3.6条)已经考虑到情节严重加重处罚的自由裁量问题。

新版《条例》附录的“定义”部分对“情节严重”的界定和举例是:能够恰当地对当事人施加比法定处罚更长的禁赛期的情形和行为,这些情形和行为应当包括但不仅限于当事人使用或持有多种禁用物质或禁用方法,或在多种场合使用或持有某种禁用物质或禁用方法,或在兴奋剂违规行为之外还有其他的体育违规行为;当事人在本应适用的禁赛期结束之后,仍有可能继续受益于兴奋剂违规带来的利益(提高比赛成绩);当事人有欺骗或阻碍对兴奋剂违规进行调查或裁决的行为;当事人在兴奋剂结果管理或听证过程中实施了破坏行为。该定义特别指出,为了避免疑义,本定义列举的严重情节和行为不是穷尽的,其他类似情形或行为同样可被视为“情节严重”,可以对当事人施加比法定处罚更长的禁赛期。这一“法定刑”外还可加重处罚的规定,有利于严厉打击情节严重的兴奋剂违规行为,充分体现了《条例》的制裁和威慑作用。

1.10  明确肯定“认罪协议”制度

为提高兴奋剂处罚机制的运作效率,节约控诉与听证程序的成本,当事人在面临兴奋剂违规的指控时直接“认罪”,可能会减轻处罚。例如,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10.6.3条规定,当事人面临逃避、拒绝样本采集或破坏样本采集的指控,可能受到禁赛4年的处罚,若立即主动承认自己的违规行为,则可能减轻处罚,禁赛期最短可缩至2年。再如,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10.11.2规定,当事人在面临兴奋剂违规行为的指控时及时承认,禁赛期可从样本采集之日起算,而非从兴奋剂处罚裁决作出的日期起算。

2021年实施版《条例》肯定了这一做法,并总结以往经验,创设“认罪协议”制度,删除了上述2015年实施版《条例》的“立即认罪”和“及时认罪”2个条款。新增第10.8条使用的标题即为“兴奋剂结果管理中的协议”(results management agreements),其中第10.8.1条涉及故意类型的兴奋剂违规行为的“认罪协议”,当事人在面临故意违规的指控、禁赛期可能是4年或超过4年时,在收到指控通知后20天内立即主动承认自己的违规行为并愿意接受处罚的,则可减除1年禁赛期,但享受这一减免后,当事人不得再享受《条例》其他条款规定的减免。第10.8.2条涉及非故意类型的兴奋剂违规行为的“认罪协议”,当事人在面临非故意类型的兴奋剂指控时,立即主动承认自己的违规行为并愿意接受处罚的,反兴奋剂机构可以自由裁量,是否给予当事人禁赛期的减除,在裁量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有:适用《条例》第10条“对违规个人的处罚”原本应当施加的处罚措施、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当事人主动承认是否及时等。在签署“认罪协议”的情况下,禁赛期的起算日可从样本采集时开始,或从另一次违规行为的发生之日起算,但无论如何,当事人实际接受的禁赛期不得少于原本协商接受的禁赛期的一半。另外,“认罪协议”不接受听证审查,当事人也不得就“认罪协议”提出上诉。

1.11  增加“立功减刑”的类型

2015年实施版《条例》规定了2种“立功减刑”的类型:当事人切实协助揭发了他人的兴奋剂违规行为;当事人切实协助揭发了他人违反刑事法律的犯罪行为或违反体育纪律的行为(原第10.6.1.1条)。2021年实施版《条例》增加了1种类型:当事人切实协助行为的结果导致WADA启动调查《条例》的缔约方、WADA授权的实验室、运动员生物护照的管理单位未遵守《条例》《国际标准》《技术文件》等的情况,也可获得兴奋剂禁赛期的减免(新版《条例》第10.7.1.1条)。新增的“立功减刑”类型旨在鼓励运动员揭发国内、国际体育组织和反兴奋剂机构不遵守《条例》的行为,增加查处这些组织违规行为的信息和线索,因为运动员在这些机构的管理体制之内,非常清楚这些机构是否有违反《条例》的行为。

1.12  A瓶样本可拆分为2份样本进行检测

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2.1.2条规定,只有B样本可分装在2个样本瓶中。2021年实施版《条例》第2.1.2条规定:A、B样本都可分别分装成2瓶,第2瓶样本的检测确认了第1瓶样本中存在禁用物质或其代谢物或标记物,足以证明当事人兴奋剂违规。另外,新版《条例》新增第6.7条明确提出:对A、B样本的分装,必须严格遵守《实验室国际标准》规定的程序。

A、B样本都可分为2份样本分别进行检测,这有利于提高反兴奋剂实验室的检测效率,但分装、保存、开启必须严格遵守程序,否则运动员的权利将得不到保障。这一新增规定有效协调了打击兴奋剂违规行为和保障当事人基本权利之间的矛盾。

1.13  反兴奋剂职责的委托

2021年实施版《条例》在第1部分“兴奋剂管制”的“导言”的最后部分新增以下内容:反兴奋剂机构应为自己承担的兴奋剂管制职责的任何方面承担责任,但可将该反兴奋剂职责委托给其他主体;委托之后,责任仍由委托方承担,而不是由受托方承担;委托方应当要求受托方必须遵守《条例》《国际标准》的各项规定。新版《条例》第20条将“导言”中的该项内容规定下来,并明确指出,如果反兴奋剂机构将其职责委托给非缔约方的主体,则必须签署正式的委托协议,委托协议必须要求受托方遵守《条例》《国际标准》。另外,新版《条例》第20条的注释规定:多个委托方将反兴奋剂职责委托给同一受托方,如国际泳联和国际篮联都将自己的反兴奋剂职责委托给同一受托方,若受托方在履行国际泳联委托的反兴奋剂职责时出现差错,应由国际泳联承担责任,国际篮联无须承担责任。新版《条例》关于反兴奋剂职责委托的新规定有利于提高反兴奋剂斗争的效率,也有利于明晰反兴奋剂管制过程中出现错漏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追究。

1.14  期待政府不得干预WADA调取样本的工作并对违规人员进行限制

2021年实施版《条例》新增的第22.9条规定,期待各国政府不得限制或阻碍WADA获取签约方、签约方的成员、WADA承认的实验室持有或控制的任何兴奋剂检测样本或反兴奋剂记录与信息。由于“俄罗斯集体兴奋剂事件”后,WADA欲调取莫斯科反兴奋剂实验室保存的俄罗斯运动员的样本,但遭到俄罗斯政府方面的拖延,为避免以后再次出现类似现象,新版《条例》做出了这一规定。

新版《条例》新增的第22.4条规定,期待各国政府不得许可正在接受兴奋剂禁赛处罚的人士,或不在反兴奋剂机构管辖范围之内(若在其管辖之内,必定会被施加反兴奋剂处罚)的人士,参与任何兴奋剂管制、运动理疗、体育康复的实际工作和管理工作。同样由于“俄罗斯集体兴奋剂事件”后,WADA无法对涉嫌该事件的俄罗斯政府官员们进行处罚,只能依靠俄罗斯政府对这些官员进行处罚。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条例》只是民间协议而非政府间国际条约,第22条的规定对各国政府不具强制约束力。但若国家政府违反了该条款,该国在申请奥运会或其他大型国际赛事的承办权时会受到限制(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22.8条,新版《条例》第22.10条)。

2  2021年实施版《条例》重要修改内容

2.1  完善对“破坏兴奋剂管制”违规行为的界定

2019年与2015年实施版《条例》都规定了1类兴奋剂违规行为类型——“破坏或企图破坏兴奋剂管制过程中的任何环节”,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2.5条对该行为进行了定义:“破坏兴奋剂管制过程,但又未包括在禁用方法定义之内的行为。其应当包括但不仅限于,故意干扰或企图干扰兴奋剂检查官、向反兴奋剂组织提供虚假信息、恐吓或企图恐吓潜在的证人。”该条的注释还列举了可以认定为“破坏”(tampering)的情形:“例如,本条款禁止在接受检查时涂改兴奋剂检查单的识别号码,或在检测B样本时将B瓶打碎,或向样本中添加异物。”而在《条例》附录的“定义”中,又出现了对“破坏”概念的描述:“出于不正当目的,或以不正当手段所做的改变,致使产生不正常的影响;以不正当方式进行干扰;阻碍、误导或以欺骗行径改变结果或妨碍正常程序的进行。”2015年实施版《条例》前后3处对“破坏”进行界定,不利于反兴奋机构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

2021年实施版《条例》对“破坏兴奋剂管制”的定义进行了整合。第2.5条之下不再对“破坏”进行定义,相应的注释也被删除,完整的“破坏”的概念设置在《条例》附录的“定义”中,且有一定的修改:“破坏兴奋剂管制过程,但又未包括在禁用方法定义之内的故意行为。其应当包括但不仅限于,为履行或不履行某行为而行贿或受贿,阻碍样本采集,影响样本的分析或致使样本无法分析,向反兴奋剂机构、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或听证机构提供虚假的材料,唆使证人作伪证,针对反兴奋剂机构或听证机构实施任何其他欺骗行为,以影响结果管理或施加处罚,以及其他任何类似的故意干扰或企图干扰兴奋剂管制的任何环节的行为。”新版定义下的注释进一步举例说明:“例如,本条款禁止在接受检查时涂改兴奋剂检查单的识别号码,或在检测B样本时将B瓶打碎,或向样本中添加异物,在兴奋剂管制过程中威胁或企图威胁可能成为证人的人或已经作证或提供信息的人。‘破坏’包括结果管理和听证程序中发生的行为。然而,当事人针对其兴奋剂违规指控的合法辩护行为不应当被视为‘破坏’。”新版《条例》新设置的第10.9.3.3条还规定,“破坏兴奋剂管制”应当作为当事人原本存在的兴奋剂违规行为之外的另一种单独的违规行为,2项违规行为须分别接受处罚,禁赛期须累加,但不是作为“累犯”处理。

新版《条例》强调了“破坏兴奋剂管制”的故意构成要件,详细列举了更多违规行为的例子,并明确了对该行为的处罚须与当事人原本的兴奋剂违规行为区分开来,分别进行处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罚”:一方面有利于对该行为的构成进行识别、保护清白的运动员;另一方面加重对蔑视反兴奋剂规制行为的打击力度,有效地维护了反兴奋剂规则的尊严。

2.2  “共谋”违规行为包括“企图共谋”

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2.9条规定了“共谋”的兴奋剂违规行为类型:协助、鼓励、资助、教唆、策划、掩盖兴奋剂违规,或以其他任何形式故意合谋的违规、企图违规,或帮助处于兴奋剂禁赛期的人参与体育活动。其仅规定了客观状态的“共谋”行为,未包括主观状态的“企图共谋”行为。为与《条例》其他条款(如第2.2条,使用或企图使用兴奋剂;第2.5条,破坏或企图破坏兴奋剂管制;第2.7条,从事或企图从事兴奋剂交易;第2.8条,对他人施用或企图施用兴奋剂)保持一致,扩大该条款的打击范围和威慑力度,2021年实施版《条例》第2.9条新增“企图共谋”的内容,并在注释中明确提出:“共谋或企图共谋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帮助(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新版《条例》加重了对“共谋和企图共谋”的处罚力度,第10.3.4条对“共谋和企图共谋”的处罚由2015年实施版的2—4年禁赛提高到2年至终身禁赛。由于最严重的“共谋”行为与《条例》第2.8条规定的“对他人施用兴奋剂”的行为很类似,而根据《条例》规定,对后者的处罚最高可达到终身禁赛,因此,为体现处罚的公平原则,新版《条例》加重了对“共谋”的处罚。

2.3  简化违反“禁止合作”义务的构成要件

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2.10条(“禁止合作”)规定:禁止反兴奋剂组织管辖下的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在其职业或与体育相关的范围内与处于兴奋剂禁赛期的运动员、教辅人员进行合作,违反该条将构成违反“禁止合作”义务的兴奋剂违规行为。但在反兴奋剂斗争的实践中,几乎没有当事人因违反该条而被成功追诉,因为2015年实施版《条例》有“通知”的要求,即反兴奋剂组织和WADA必须事先告知运动员不能与之合作的教辅人员(因兴奋剂违规而不具备资格)的情况,才能适用“禁止合作”条款。2021年实施版《条例》第2.10条删除了“通知”的要求:“反兴奋剂机构只需证明运动员知道该禁止合作的教辅人员的被禁止状态即可,无须事先对他们进行告知。”这将有利于“禁止合作”条款在反兴奋剂斗争中的实际适用,结束其“僵尸条款”的局面。

2.4  对非内生性“特殊禁用物质”区别对待

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2.1条规定,在运动员的样本中发现禁用物质或其代谢物或标记物,构成兴奋剂违规行为。但第2.1.4条又规定了例外情况:《禁用清单》或《国际标准》可以对可能是人体内自然产生的禁用物质(endogenous substances)制定特殊的评定标准,即这些物质可能获得区别对待,运动员不会因为样本中出现人体内自然产生的禁用物质而被认定为兴奋剂违规。目前,一些特殊的禁用物质(certain prohibitedsubs- tances),例如克仑特罗/瘦肉精(clenb -uterol),并不是运动员人体内自然产生的,可能是由于某地区的食品卫生安全标准不够高,食品受到污染,致使这类禁用物质在运动员样本中被发现。在中国和墨西哥,曾经出现多起运动员因体内含有微量的克仑特罗/瘦肉精而样本检测呈阳性的事例。如何对待这些运动员,是否应当认定其兴奋剂违规,是否应当对其进行处罚或减轻处罚,往往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态度和做法。2019年5月30日,WADA公布了一份针对瘦肉精肉类食品污染问题的通知,要求反兴奋剂实验室在检测到运动员体内存有微量的克仑特罗时,应当做出非典型性结果(atypical finding)的报告,而不是直接报告检测结果呈阳性(adverse analytical finding),即不可以该检测结果直接认定运动员构成兴奋剂违规而施加处罚,而需要反兴奋剂结果管理机构对该非典型性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审查,最终可能认定为不构成兴奋剂违规。

2021年实施版《条例》考虑到这种情况,承认除人体内自然产生的特殊物质外,还会有一些特殊物质虽不是人体内自然产生的,但可能因食物污染等原因残留在运动员体内,而这些物质又是《禁用清单》上的禁用物质。修改后的第2.1.4条规定:作为第2.1条所规定的原则的例外,《禁用清单》《国际标准》《技术文件》可以对特殊禁用物质制定特殊的报告和评定标准。这一规定实事求是地顾及了世界各国、各地区反兴奋剂斗争发展的不均衡,有利于洗刷对清白运动员“兴奋剂违规”的指责,体现了《条例》总则部分宣示的人权原则。

2.5  删除“故意”构成要件中的“作弊”要素

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10.2.3条规定:“条款10.2和10.3中所使用的术语‘故意’是为了界定作弊(cheating)的运动员,指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在从事某种行为时,明知该行为已经构成兴奋剂违规或明知该行为具有构成或造成兴奋剂违规的高风险,但仍完全不顾及该风险而实施该行为。”在一般情况下,运动员“作弊”是为了不正当地提高比赛成绩,因此,如果运动员服用的是无法提高比赛成绩的药物,尽管是有意服用(如为了治疗疾病,但事先没有申请用药豁免),如果严格适用2015年实施版《条例》,也不应被认定为故意违规,因为他没有“作弊”(不正当地提高比赛成绩)的意图。

2021年实施版《条例》第10.2.3条删除了“是为了界定作弊的运动员”,使得《条例》打击的兴奋剂故意违规行为的类型有所扩大。根据2015年和2021年实施版《条例》第4.3.1条的规定,不能提高比赛成绩,但会损害健康以及违背体育精神的药物也可能被列入《禁用清单》。新版《条例》实施后,由于无须考察行为人是否有“作弊”的意图,若运动员因有意使用“会损害健康以及违背体育精神的药物”,即使不能提高比赛成绩,也将被视为故意违规。

此外,新版《条例》新增的对第10.2.3条的注释明确指出:此处“故意”的定义只适用于第10.2条,即只针对违反第2.1条(体内发现违禁物质)、2.2条(使用或企图使用违禁物质)、2.6条(持有违禁物质或禁用方法)的故意违规行为。

2.6  修订“赛内”的定义

“赛内”(in—competition)是反兴奋剂斗争中非常重要的概念,部分禁用物质只在赛内禁用,赛外不禁用;赛内检查出兴奋剂与赛外检查出兴奋剂导致的违规行为的定性和处罚也可能存在差异。2015年实施版《条例》附录的“定义”将“赛内”解释为:“除非某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或相关赛事管理机构另有规定,赛内指从运动员计划参加比赛前12小时开始到比赛和与比赛相关的样本采集结束的阶段。”此外,该定义的注释还指出:“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或相关赛事管理机构可以确定与赛事期间不同的赛内时间段。”

2021年实施版《条例》附录的“定义”将“赛内”解释为:“该时间段从运动员计划参加比赛前一天23:59开始,直到比赛结束和与比赛相关的样本采集结束。尽管有如此规定,WADA可以许可某一运动项目有不同的‘赛内’定义,前提是该运动项目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能够提供迫切的理由(compelling justification)说明必须进行不同的定义(如拳击或摔跤项目对运动员赛前的体质量有特别要求);一旦WADA许可,该体育项目的所有大型赛事都必须遵守该特别许可的定义。”该定义的注释说明了修订的理由:拥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赛内”定义,将为任何体育项目的运动员提供一致性,消除或减少运动员对赛内检查时间段理解的困扰,避免在某一赛事中参加不同的比赛而导致的非故意的阳性检查结果的出现,制止赛外不禁用而赛内禁用的、能够提高比赛成绩的药物在赛事中延续其作用。

2.7  提高对公平听证的要求

各版《条例》都强调反兴奋剂机构必须为涉嫌兴奋剂违规的当事人提供公平听证(fair hearing)的机会。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8.1条(公平听证)规定:“负责结果管理的各反兴奋剂组织应在合适时间为任何涉嫌兴奋剂违规的当事人提供至少一次由公平、公正的听证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应当按照第14.3条的要求,公布适时合理的决定,其中尤其应包括对禁赛期原因的解释。”2021年实施版《条例》第8.1条对公平听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听证委员会必须是具有“业务上的独立性”(operationally independent)的公平、公正的委员会,且对于取消比赛成绩的处罚决定,须公布做出决定的原因,而2015年实施版《条例》只针对禁赛处罚提出了该要求。此外,该条款要求兴奋剂听证会必须遵守WADA《兴奋剂结果管理国际标准》(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Results Manage ment)对兴奋剂听证的具体要求。《兴奋剂结果管理国际标准》是WADA最新制定的反兴奋剂《国际标准》之一,其制订过程与新版《条例》的起草过程同步,对反兴奋剂听证的程序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且具有强制约束力。

新版《条例》附录的“定义”部分对“业务上的独立性”有具体的要求:负有结果管理责任的反兴奋剂机构的任何成员、与该机构有密切联系的任何人、参加过反兴奋剂调查程序的任何人、参加过听证之前程序的任何人,都不得被任命为反兴奋剂听证机构的成员和/或书记员(如果该书记员参与审议过程和/或裁决书的起草);听证机构的听审和裁决不得受到反兴奋剂机构或任何第三方的干涉。这些规定要求反兴奋剂听证实现“调查、指控、审判”3种职权的分离,并确保“审判”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这些修订有利于保障运动员在反兴奋剂斗争中的基本权益,体现了《条例》对程序正义原则的维护和对人权原则的坚持。

2.8  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的4种情形

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3.2.3条规定,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反兴奋剂机构偏离了《条例》、任何《国际标准》、反兴奋剂机构的反兴奋剂规则或政策,导致呈阳性的检测结果或其他兴奋剂违规行为的认定,举证责任将发生倒置,反兴奋剂机构有责任证明,这一偏离并未导致阳性的检测结果,或不是认定违规行为的原因。该条款并未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的具体适用情形。2021年实施版《条例》对第3.2.3条进行了修订,增加举证责任倒置适用的4种具体情形:①在样本采集和检测中偏离《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导致阳性检测结果;②偏离《结果管理国际标准》和《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中规定的生物护照规则,导致兴奋剂违规结果的认定;③偏离《结果管理国际标准》规定的B瓶样本开启须通知运动员的要求,导致阳性检测结果;④偏离《结果管理国际标准》规定的行踪规则制度,导致兴奋剂违规结果的认定。新版《条例》对举证责任倒置适用情形的具体列举,有利于运动员在对自己的兴奋剂指控进行抗辩时,在证据规则方面获得利益保护的倾斜,体现了《条例》对弱方当事人(运动员相对于反兴奋剂机构及其实验室)权利的保护,有利于《条例》总则部分宣示的人权原则的实现。

2.9  改变“累犯”“量刑”的“刑期”计算方法

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10.7.1条规定,对第2次兴奋剂违规的当事人,其禁赛期应在以下三者中选择最长的:①6个月;②第1次违规施加的禁赛期的一半,而不考虑根据第10.6条对该禁赛期进行的任何缩减(立功、自首、立即承认等);③第2次违规(若视为第1次发生,而非以“累犯”计算)原应接受的禁赛期的2倍,而不考虑第10.6条规定的任何缩减[24]。这一规定可能会导致不合理的处罚结果。假设某运动员第1次兴奋剂违规被处以3个月的禁赛,而其第2次兴奋剂违规将被处以4年的禁赛(假设是第1次发生),则根据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10.7.1条的规定,要在6个月、1.5个月(3个月的一半)、8年(4年的2倍)中,选择最长的8年禁赛来对其“累犯”情况进行处罚。相反,如果该运动员2次违规的先后顺序颠倒,第1次违规的处罚是4年禁赛,第2次违规的处罚是3个月禁赛,根据第10.7.1条的规定,要在6个月、2年(4年的一半)、6个月(3个月的2倍)中,选择最长的2年禁赛来对其“累犯”情况进行处罚。几乎相同的“累犯”情况,却导致8年和2年禁赛的巨大差别。可见,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10.7.1条对第2次违规的“累犯”的禁赛期计算方法非常不合理。

2021年实施版《条例》对第2次违规的“累犯”的禁赛期计算方法进行了重大修改,放弃了刚性的禁赛期规定,采用禁赛最短和最长期间的“浮动刑期”方式,赋予反兴奋剂裁决机构自由裁量权,以进行具体“量刑”。新版《条例》第10.9.1.1条规定,对第2次兴奋剂违规的当事人,其禁赛期应在以下2种界限中选择:①第1次违规施加的禁赛期,加上第2次违规(若视为第1次发生)本应施加的禁赛期;②第2次违规(若视为第1次发生)原本要接受的禁赛期的2倍,而不考虑第10.6条规定的任何缩减。但如果按上述方法计算之后得出的禁赛期少于6个月,则2次违规“累犯”的禁赛期直接为6个月。

在上述第1个例子中,2次违规的“累犯”应当接受的处罚是在4年3个月(3个月+4年)与8年(4年的2倍)中选择合适的禁赛期(4年3个月至8年之间)。在第2个例子中,应在4年3个月(4年+3个月)与6个月(3个月的2倍)中选择合适的禁赛期(6个月至4年3个月之间)。这一修改充分体现了比例原则,因为第10.9.1.1条还强调:处罚裁决机构在上述禁赛期区间内进行“量刑”选择时,须充分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以及当事人主观过错的程度。

2.10  新增减轻2种违规行为处罚力度的特殊情况

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10.3.1条规定:违反第2.3条的逃避、拒绝、未能完成检查的行为,以及违反第2.5条的破坏兴奋剂管制的行为,禁赛期为4年;如果涉及的违规行为类型是未能完成样本采集,而当事人能够证明自己不存在故意,禁赛期为2年。2021年实施版《条例》对此进行了修改:违反第2.3条和第2.5条的违规行为,禁赛期原则上为4年,例外情况是:①如果涉及的违规行为类型是未能完成样本采集,而当事人能够证明自己不存在故意,禁赛期为2年;②在其他所有案件中,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案件的特殊情况足够使自己获得禁赛期的缩短,则根据当事人错过的程度,禁赛期可在24年中选择;③案件涉及受保护人员或业余运动员,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禁赛期最长为2年,最轻处以警告但不禁赛。这一修改体现了“轻罪轻罚、重罪重罚”的比例原则,有利于保护运动员的权利。

2.11  没收的奖金必须进行分配

2015年实施版《条例》第10.9条规定:如果相关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有规定,可以将没收的兴奋剂违规运动员的奖金重新分配给其他运动员。2021年实施版《条例》第10.11条规定:没收的违规运动员的奖金,应当分配给其他运动员,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可在其规则中规定是否按照成绩排名来分配奖金。从“可以”到“应当”,这一修改旨在弥补清白运动员因违规运动员的兴奋剂违规行为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体现了反兴奋剂规则不仅具有处罚功能,也具有补偿功能。

3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反馈的修订意见

中国是世界反兴奋剂斗争的重要力量,根据WADA的2018年官方年报,中国向WADA提供的特别资助名列各国前列。2019年11月7日,中国原速滑运动员杨扬当选WADA新一任副主席(2020年1月1日上任)。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积极参与《条例》修订的协商和咨询工作,提交了正式的书面意见。这些意见得到了WADA与《条例》修订稿起草小组的高度重视,WADA在官网上公布了各利益方在《条例》第3阶段的修订过程中提交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意见,其中,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所提的意见有10多条得到了仔细审议。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提交的针对2021年实施版《条例》第2次修订稿的意见主要有:①《国际标准》的制定、修改和解释的具体要求应在《条例》中明确,《国际标准》通过的程序应更加透明;②就《条例》草案第2.9条规定的“共谋”类型的兴奋剂违规行为,处罚的禁赛期可由2年至终身,跨度太大,不利于对兴奋剂处罚机构自由裁量权的控制;③应明确《禁用清单》不具有溯及既往适用的效力,限制对样本的无限制的进一步检测;④“立功减刑”条款的具体适用必须获得WADA或有关反兴奋剂机构的同意,并明确同意的具体条件和程序;⑤《条例》草案第12条许可体育组织采取集体禁赛处罚措施,可能会剥夺清白运动员的参赛机会,应对清白运动员区别对待;⑥与其他签约方相比,《条例》第20.7条对WADA的责任和义务的规定不平衡;⑦《条例》第22条应增加政府对兴奋剂调查进行支持的要求;⑧《条例》草案新增的WADA有权调取任何反兴奋剂机构或其认可的实验室的样本,可能与成员方所属国家的国家利益相冲突,建议应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此进行规定;⑨建议增加对运动员的教辅人员进行反兴奋剂调查和处罚的条款;⑩建立易受污染物质的检测报告制度;⑪建议《条例》或《反兴奋剂检查和调查的国际标准》规定各反兴奋剂机构每年至少应开展的反兴奋剂检查次数,改变各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反兴奋剂检查数量不均衡的局面。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所提的多项意见均被2021年实施版《条例》采纳,如上述第③④⑥⑩条意见,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在世界反兴奋剂斗争的“宪法性文件”——《条例》的“立法”修订工作中所作的贡献。

4  2021年实施版《条例》修订的成功与不足之处

2021年实施版《条例》修订的成功之处非常显著,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加大对兴奋剂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如对阻挠报复的兴奋剂违规类型的规定(新增第2.11条),增加严重情节加重处罚的授权性规定(新增第10.4条),扩大终身禁赛的适用范围(如第10.3.4条对共谋和企图共谋行为的处罚),等等。

2)放宽对非直接故意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如第10.3.1条规定:违反第2.3条的逃避、拒绝、未能完成检查的违规行为,以及违反第2.5条的破坏兴奋剂管制的违规行为,在当事人为非直接故意违规的情况下,可以减轻处罚。

3)强调对弱方当事人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对业余运动员和受保护人员2类主体违规行为减轻处罚。

4)放宽对非严格意义上的兴奋剂的管制,主要对容易滥用的物质(社会毒品)专门设置条款,从轻处罚。

5)强调程序正义,第7条“结果管理”和第8条“听证”增加了正当程序原则的具体要求,并与新设立的《结果管理国际标准》共同为保障当事人的基本程序权利提供新的标准。

6)提高反兴奋剂斗争的效率,如新增第10.8条规定的“认罪协议”制度,在“自首”制度之外,对立即主动承认违规行为的当事人,还可减轻处罚,这将大大加快兴奋剂案件的处理速度。

2021年实施版《条例》的修订工作仍存在若干不足之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无法对国家政府施加强制性的反兴奋剂义务,制裁类似俄罗斯政府主导的集体兴奋剂违规事件。这是《条例》的致命短板,是《条例》本身的民间协议的法律属性所决定的。尽管2015年与2021年实施版《条例》第22条都规定了“政府的参与”(involvement of governments),但该条的注释明确指出,《条例》在法律性质上只是非政府的民间协议,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无法成为《条例》的签约方,因此,第22条对政府义务的规定,更多的是“期待”(expectations)而不是强制性的命令。甚至新版《条例》第22条还额外增加了一段文字:“签署方清楚各国政府能否采取行动取决于它们自己的意志,受制于它们在国际法和国内法律规则之下的义务。各国政府只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公约》等相关国际条约的拘束,本条的规定只是反映了签约方的期待:期待各国政府为签约方遵守《条例》提供支持。”因此,我们只能期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公约》进行修订,将《条例》纳入《公约》的规则范围,使《条例》成为《公约》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具有对《条例》签署方所属国家政府的约束力。目前《条例》只是《公约》的“附录”内容,且《公约》第4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条例》对《公约》的成员国不具有任何国际法的拘束力。

2)一些新的规定考虑不够周全。新版《条例》第10.2.3条对兴奋剂违规故意行为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删除了“作弊”的要求,可能会导致无提高比赛成绩意图(无“作弊”意图)但仍有意使用禁用物质的行为(如为了合理治疗疾病且未事先或事后申请用药豁免的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为故意违规,而对“故意”违规行为的处罚“基准刑”是4年,远比非故意违规行为“基准刑”的2年更严厉。这一修订是否不恰当地提高了反兴奋剂处罚的严厉程度?

3)若干条款之间不协调。如新增第10.4条对严重情节加重处罚的规定是可在“法定刑”之外再加最高2年的禁赛。附录的“定义”新增对“严重情节”的规定也可在“法定刑”之外再加刑。但第10.4条同时又规定对第2.7条(从事或企图从事兴奋剂交易)、第2.8条(对他人施用兴奋剂)、第2.11条(阻碍报复兴奋剂举报)3种违规行为的严重情节不能在“法定刑”之外再加2年,理由是对这3种违规行为情节严重加重处罚的精神已体现在“法定刑”条款之内,“法定刑”条款规定对这3种违规行为的“最高刑期”可至终身禁赛。严重情节的处罚究竟能否突破法定刑期?第10.4条与附录的“定义”之间似乎出现了矛盾。

4)对运动员权利的保障仍然不够。虽然与新版《条例》同步,通过了《运动员反兴奋剂权利规则》,但该规则明确规定:“本规则并非法律文件(legal document)”,即WADA似乎并不想赋予该规则以法律拘束力,而且“无论本规则如何规定,运动员在反兴奋剂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只有《条例》和《国际标准》中明确规定的权利,在本规则和《条例》或《国际标准》的解释之间出现冲突时,后者的效力优先”。笔者认为,运动员在反兴奋剂斗争中的权利是天赋的基本自然权利(right),而不是体育组织或WADA赋予运动员的特权(privilege),在打击兴奋剂违规行为和保障运动员权利方面,目前的世界反兴奋剂规则体系还是侧重于前者。

5  2021年实施版《条例》与中国《反兴奋剂规则》

2021年实施版《条例》于2021年1月1日起生效,根据2021年实施版《条例》第25.1.4条规定:各签约方应在2021年1月1日或此前修订各自的反兴奋剂规则,在各自的反兴奋剂规则中纳入修订后的《条例》,各签约方修订后的反兴奋剂规则应于2021年1月1日起生效。在中国,《条例》的签署方是中国国家奥委会、中国残奥理事会和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中国此前国内的反兴奋剂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主要有由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反兴奋剂管理办法》《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则》(以下简称《通则》)。其中,《通则》基本是参照2015年实施版《条例》制定的,在其第1条“制定目的”中指出:“为规范体育运动中的兴奋剂管制活动,根据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参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及有关《国际标准》,制定本通则。”《通则》于2014年11月17日由中国国家体育总局颁布,2015年1月1日起实施,并于2018年5月30日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通则》于2018年6月18日起施行,此次修订旨在使《通则》与2015年实施版《条例》保持一致。在2021年版《条例》通过之后,国家体育总局对《通则》进行了全面修订,并吸纳了《兴奋剂违规听证规则》《运动员行踪信息管理规定》《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的相关内容,于2020年12月28日颁布了全新的《反兴奋剂规则》,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反兴奋剂规则》确保了中国的反兴奋剂基本规则与2021年实施版《条例》同步,遵守了中国方面就《条例》做出的承诺,为世界反兴奋剂斗争的制度建设和法治化进程作出了贡献。


——摘自:郭树理,揆情审势、宽严相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之新发展——《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02

“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决策探析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的蔓延,2020年3月30日,国际奥委会做出了“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的决策。这一决策涉及非常复杂的价值评判、道德评价、效率效益评估问题,甚至关乎长远的国际体育界权力秩序格局的演化问题。本文仅从决策进程、决策依据与决策实施三个维度对“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进行决策学层面的探讨。

1  “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的决策背景梳理与研判

本研究借用经济学中“有限理性”的概念进行分析。“有限理性”意指“由于外部约束(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和内部约束(人们对环境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人类很难保持完全理性”,小组或者团队作为决策主体,也会受制于有限理性的约束,难以准确地处理信息,有效地应对问题。决策大概率不会总是最优的,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相对满意的或者只是当时满意的。

1.1  “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的决策背景梳理

“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的决策进程主要集中于2020年3月11日至3月30日间。可见,国际奥委会决策“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的整个过程未超过20天。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全球影响力最为广泛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有着特殊的政治与文化意义,疫情的高度不确定性加之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杂性决定了该决策的高难度性,在短期内做出决策,因仓促难以完备性与科学性服众。

从决策的备选方案来看,国际奥委会曾明确指出“取消奥运会不在考虑范围内”。但从风险管理和控制的角度看,“取消奥运会”理论上应作为决策的备选方案之一纳入讨论、评估、研判范围。当前,全球范围内疫情仍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国际奥委会不将“取消奥运会”作为决策选项带来的隐患和风险也越来越大。

从决策结果来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一直居高且疫苗研发尚无令人普遍接受的实质性进展,2021年是否能顺利举办奥运会,实则也具备高度的不确定性。近期有两种声音逐渐占据主导,一是,如果在已经确定的时间内奥运会仍无法举办,或将直接被取消,因为按照国际法的基本规则,由于疫情“不可抗力”导致的奥运会推迟,原则上只能使用一次;二是,国际奥委会2020年9月份确定东京奥运会的具体项目,并考虑简化(火炬接力、开闭幕式、相关文化活动等)的操作,但这可能会造成奥林匹克价值的贬损乃至于其人类大欢庆的团结盛会的意义丧失。此外,奥运延期举办所带来的成本增加远超想象,日本体育产业研究专家、早稻田大学体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原田宗彦估算,奥运延期将产生65亿美金的额外成本。另据国际媒体报道,东京奥组委总体运行经费约为56亿美元、城市场馆设施建设约为70亿美元,共计126亿美元,且现有相关报道均提及东京奥运会的实际既有投入约为公开数据的两倍,总额在250亿美元以上。特别是上述措施也仍因疫情的不确定性而处于动态调整中,还将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延期成本叠加,这也会不断加重东道国的压力。

1.2  “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的决策“过失”研判

1.2.1  真实决策动机被复杂信息遮蔽

国际奥委会曾公开表示“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的决策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做出的:一是为保护全体参赛运动员与所有奥运参与者的健康以及协助抗疫;二是为保护运动员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三是考虑到了全球的体育国际赛历表。

事实上,“决策”本身未考虑取消奥运会选项及目前“任何条件下安全举办”的表述,均表明国际奥委会所阐述的决策动机并非是促成其决策的完全真实动机。根据管理学范畴中“决策本质”的概念及逻辑出发来分析该决策的动机,可看到该决策的根本问题在于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能否承受奥运会取消或非正常举办。日本方面前期已投入了巨额办赛成本,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相关研究表明,人在面对收益时是风险规避者而面对损失时是风险寻求者,即会为了规避损失而愿意去冒险。正因如此,日方实则最担心东京奥运会被取消,因此坚持在艰难条件下把奥运圣火带到日本、力求推进奥运延期而非取消;部分国家/地区奥委会则认为疫情蔓延情况下,难以保证训练公平和奥运会赛事质量,希望推迟;200多个参加线上电话会议的运动员代表中没有人希望取消东京奥运会;各国家地区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均支持推迟东京奥运会。这些“表态”表明东京奥运会延期是广泛认可的,这也正是3月24日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联合官宣的基本背景。同时,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支持奥运会推迟但没有直接建议推迟到2021年。综合以上前提我们或许可以推导出,“延期到明年(2021年)但不晚于夏天”这个决定实则是东京方面做出而国际奥委会接受的决策结果。安倍晋三因病辞去首相职务后,巴赫就提出是他提出延期一年这一决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多方表态汇聚的舆论场中,信息流具有高度复杂性,传播过程中的噪声易遮蔽真实决策动机的显现,这使得东京奥运会的利益相关方一时间产生了对彼此的误解,不利于后续跟进措施的制定与实施。

1.2.2  决策引发连锁反应与承诺升级

不到20天内做出的“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决策,较为仓促、草率。其引发的系列问题正逐一显现。首先是场馆和竞赛计划被打乱,导致东京奥运会成本飙升——因奥运会延期一年举行,原定于2020年奥运会期间使用的场地及各类设备均需改期使用或延长租赁期,这为赛事场馆的协调带来了诸多不便;其次是各项权益逾期兑现的违约处理——原定于2020年奥运会后交付给第三方的奥运村和场馆因奥运延期不得不推迟一年交付,违约合同均需赔款;而且延期后奥运相关赛历整体调整,影响了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2021年原定的各项赛事及各奥运参赛代表队运动员各自的职业规划;另与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存在潜藏的一些问题,如对签约赞助商而言,营销期虽随奥运延期延长一年,实则面临本财年原计划权益兑现受阻等现实问题;奥运延期后仍定于夏天举办存在气候隐患,2021年7月23日到8月8日适逢东京夏季,高温雨多,不利于诸多项目的开展,东京最适宜举办奥运会的时间是9—10月,但国际奥委会在决策过程中迁就和考量安倍晋三的任期问题及与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日期太近等现实困难,未将奥运会延期至2021年秋季;而简化办赛会必将冲击奥林匹克自身价值意义,随着其文化价值的削弱,其经济收益也将受到影响———转播商未必会再投入与以往持平的版权费,而顶级赞助商或许也会因奥运会与一般的体育比赛趋同而减少赞助费用。

凡此种种,国际奥委会均需硬着头皮承担后果并努力解决问题,这符合管理学范畴内“承诺升级”①的基本概念与逻辑框架。为面对决策导致的“承诺升级”,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各自设立工作组以系统化地展开后续工作——国际奥委会方面的“Here we go”工作组和东京2020年奥运会方面的“New launch”工作组——以应对一系列问题。同时,特别是面对最首要的经济问题,国际奥委会也采取了诸多措施。例如,国际奥委会说服瑞士联邦政府一起支持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目前有接近60个国际单项组织在瑞士设总部/办公室),瑞士联邦政府也把奥运经济看作重要一环,已同意拿出5亿欧元做无息贷款。但新冠肺炎疫情对夏季奥运会所牵涉的33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联合会均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各国家/地区奥林匹克委员会也纷纷采取降薪、裁员、居家办公等方式缩减开支以确保运转。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国际奥委会是否有能力统筹兼顾,仍是问题。

1.2.3  决策过程中的利己与利他博弈

数据显示,东京奥运会如果取消,国际奥委会获得的保险赔付金额将高达20亿美元。Statista在2020年3月底的报告中指出,“东京奥运会推迟到明年,作为与国际奥委会投保公司共担风险的再保险公司,慕尼黑再保险集团和瑞士再保险集团将因向国际奥委会支付再保险保费而分别产生5亿、2.5亿美元的亏损”。7.5亿美元可以看成是国际奥委会因为东京奥运会推迟到2021年获得的延期赔付。从保险理赔的角度来看,国际奥委会之所以一开始就否决了2020年底举办东京奥运会的设想,一个重要原因是奥运会于2020年底举办,将得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如此看来,在决策中考虑到“取消奥运会”违背运动员意愿、日本方面的态度以及给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带来的致命性打击,先选择奥运延期,后续再根据疫情发展决定是否取消奥运,国际奥委会实则最大化利用了自身优势,基本做到了“兼顾”东道国情绪、多方压力与自身形象,同时也规避了将自身陷入巨大经济风险中的可能性。

但这对于东道国日本而言,则更是骑虎难下,颇需考量,而国际奥委会与东京方面的博弈关系也更为复杂。直到2020年8月4日,东京奥组委还在与保险公司协商奥运延期的赔付问题。东京奥组委为东京2020年奥运会和残奥会投保的是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的“赛事取消险”,在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而终止赛会的情况下将获得保费(预计奥运会延期所造成的额外费用将达到3000亿日元)。但延期是否适用于该保险的赔付范围,相关人员需要进行磋商。

管理学上有过类似推论:人们对较小的确定性的追逐胜于对同样的不确定性的畏惧。只有少数人会放弃较小的确定性收益而去追逐可能的更大的不确定性收获。一方面是奥运会取消的巨额沉没成本,另一方面是奥运延期带来的难以估计的未知成本,加之疫情这一确定的不确定性带来的诸多未知,日本方面究竟应何去何从?若最终奥运会取消举办,日本因此负债累累,是否会影响更多城市承办奥运会的信心?可以说,国际奥委会所面临的不仅是决策带来的“承诺升级”,还有仓促决策后所引发的在自顾利己与兼顾利他之间反复寻找最优解的博弈循环,这将使国际奥委会在与东京2020年奥运会及其有关的系列问题上疲于应对。

综上,笔者认为,国际奥委会在“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的决策进程中共有3处失当。第一,时机不当,作出过犹不及的表态。从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为大流行病开始到3月22日国际奥委会开始对东京奥运会举办时间松口,共经过了11天,这11天中积郁的多方意见未能得到有效分析,导致其决策过程过于仓促。第二,时序不对,带来始料未及的代价。东京2020年奥运会是否如期举办的决策,须在听取众多利益相关方意见,尤其是直接利益相关者的东道国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但延期决定宣布后,日本奥委会主席曾公开宣称延期决定没有听取其意见,且东京奥组委对国际奥委会经济援助的具体细节不甚清晰,这都暗示着国际奥委会在决策中面临来自各利益相关方重重压力时存在时序错位问题且对多方关系博弈中存在厚此薄彼,未能兼顾的问题。第三,时限不周,导致自身优势的丧失。从国际奥委会于2020年3月22日、3月27日所发表的声明来看,其原本分别有四周和三周的时间研讨东京2020年是否延期举办、确认延期后的东京2020年奥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但国际奥委会却先后两次在作出时限承诺后的第三天、第四天迅速确认并公布其决策,这一举动实际上是放弃了其自身原有的规则优势。

2  “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的决策认知阐释与偏差透析

科学决策是建立在完备决策认知基础上的科学理性分析与严密扎实论证。从决策理论与实践角度盘梳此次“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的决策,可见存在如下认知与偏差问题。

2.1  听取了很多同样的声音但忽略了一些不同意见

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判定为大流行病之后,国际奥委会先后就“东京奥运会延期”的议题听取了包括东京与日本方面、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各国运动员、国际奥委会委员及社会名流、国家/地区奥委会、世界卫生组织、TOP赞助商、持权转播商等在内的诸多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但对“不同意见”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同。第一,主要参考了一些政要名流及内部委员的意见。全世界经媒体报道的第一例建议奥运会推迟举办的声音是来自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3月11日,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建议,“相比于取消奥运会,将其推迟一年且不空场举办是个更好的选择”。关于奥运会不晚于2021年夏天举行的这个时间点的决策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任期有直接关系——安倍将在2021年9月卸任首相,安倍十分重视东京2020年奥运会,因为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在其外祖父的努力争取之下举办,并且极大地改变了日本的面貌。安倍希望其任内的奥运会能够作为其首相任期完美收官之举。但国际奥委会对内部异议者观点表现出“漠然处之”的意味。1978年即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最资深委员理查德·庞德疫情初期以个人名义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认为:如果到2020年5月底疫情没有得到控制,就应该直接取消东京奥运会,而不是推迟。他还指出“经此一役(COVID-19),国际奥委会今后要注意调整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之间的关系,不要一味通过拨款助其生存,二是要引导单项体育组织自我生存,然后根据各项目组织实际的自我生存条件再梳理关系、确定其在奥运会上的地位”,但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未得到国际奥委会的响应。第二,国际奥委会与日本方面的沟通最为频繁,甚至可以说,日方的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奥委会的决策。仔细观察国际奥委会3月24日宣布东京2020年奥运会推迟至明年及3月30日确定并公布奥运会于2021年举办的具体日期这两个关键性的节点,均是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的联合声明尚未发出之前,相关消息既已由日本媒体提前一两个小时率先发布,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东道主的动向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国际奥委会的决策走向。第三,国际奥委会逐一听取了33个夏季奥运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意见。或许正是管理学中所指“集体决策”易陷于集体平庸。加之面对“复杂和不确定的决策情境、难以避免的政治游戏与权力斗争,导致认知偏差的有限理性等”。

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意味着管理决策者通常不可能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准确的信息去通过一揽子规划解决问题”,但对于国际奥委会而言,巴赫作为组织内的绝对权威因其出色工作能力而具备足够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目前的各类相关报道中,往往是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15个成员统一发声,鲜见与其意见相左的案例,33个夏奥组织中为数不多的不同意见因集体决策中“少数服从多数”,也难以发挥作用。需注意的是决策成果应用是需要足够的智慧、耐心与自律的,这正是国际奥委会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难以兼顾决策一致性与规避认知偏差并理性施策的症结所在。其偏差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给全球206个国家/地区奥委会发函听取意见,但忽视了不同意见。在国际奥委会征求意见之前,加拿大奥委会已率先发声,提出奥运会若不推迟则拒不参赛,随后澳大利亚奥委会也发表类似声明。3月22日、3月23日,美国的游泳、田径和体操协会先后在Twitter、Face book上发起运动员调查,结果显示,62%的参与调查者赞同推迟奥运会。除美加澳表达了立场鲜明的“奥运推迟”意见外,国际奥委会发函听取意见的行为收效甚微,因为大多数的国家/地区奥委会习惯于被动接受决策结果。但来自各国家/地区奥委会的声音并非全是催促推迟或取消,如俄罗斯奥委会曾就东京2020年奥运会是否推迟/取消的议题发表了3个观点:首先当前处新冠肺炎疫情非常时期,做决策不能以常态、常理为参照;其次,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造成的群体性恐惧,其实更应该冷静下来理性决策;再次,尤其要注意此时决策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应该事先进行评估而非仓促决策。这实则是截止目前最为理性客观的声音,但遗憾的是因深陷兴奋剂泥淖、俄罗斯在体育领域地位特殊而被忽略。第二,听取世界卫生组织的意见和建议,但意见模糊。在国际奥委会关于奥运是否延期的决策过程中(2020年3月17日至3月30日),来自世卫组织的支持只是笼统式的表态,并未涉及具体而专业的相关推进措施。第三,听取了包括NBC与欧洲转播商在内的持权转播商意见,但决策时未考虑。“东京2020奥运会延期一年”决策对转播商影响尤甚。转播的排期和时段分布与各转播商的资金、人力投入息息相关。在距离原定奥运会开幕还有半年时推迟比赛,这将完全打乱各持权转播商的相关比赛排期,由此带来的广告赞助权益的无法兑现及观众流失,对持权转播商而言,均有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国际奥委会听取持权转播商意见的行为似乎体现了其决策依据来源的兼顾性,但问题在于,该依据的影响在决策结果中并未真正体现,持权转播商的利益仍然受到巨大冲击。以NBC为例,它以77.5亿美元的总额拿下了6届奥运会的转播权,其在版权方面的巨额成本,需要通过以赛事内容置换广告权益填平并实现盈收,而据Statista估算,此次东京奥运会的延迟举办将使NBC至少损失12.5亿美元的广告收入。第四,与14家TOP企业的沟通不充分。对于TOP赞助商而言,疫情与奥运会推迟举办,均已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国际奥委会与之进行沟通是必要的,但仍存在沟通不全面、不细致、未下沉至具体解决措施等问题。第五,与运动员开展线上会议对话以获得理解和支持。当地时间3月18日,国际奥委会召开线上会议,听取全球范围内220多位运动员的声音,会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提出取消奥运会。据报道,国际奥委会在会上几乎没有给运动员发言时间,会议很大程度上是“告知会议”,有参与者表示,国际奥委会官员回避了许多问题,或者对一些紧迫问题给出了含糊的回答,这些问题包括可能的替代计划、安全措施以及与新冠肺炎相关的通用培训指南。同时,该报道也指出,国际奥委会通常情况下喜欢将表态诉诸同一个声音——speak with one voice——希望大家用一个声音、一个腔调说话,表达支持、理解、认同等。在此逻辑上召集而来参与线上电话会议的运动员,其实是已经被国际奥委会挑选过的,其所表达的意见也符合“幸存者偏差”的规律——把在某一过程中存活下来的样本之表现作为常态而忽略了更多的已被淘汰者的情形,而多数异议者很可能已被排除在外。

概而言之,国际奥委会在决策进程中并没有全面听取多方意见,很可能只是选择了自己喜欢听取的部分意见,这种决策当然很难说是完善和完美的。

2.2  维护奥林匹克运动持续性,但对《奥林匹克宪章》条款未细究

“东京2020奥运会延期一年”决策之后,国际社会出现了多种不同声音,国际奥委会在其后的全球记者群访中回答了众多问题。其中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是:国际奥委会为何不遵守现行最新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关于东京奥运会必须在2020年举办的规定?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杜比的回答没能依照《奥林匹克宪章》的具体条款作答,只是笼统地说保持奥运会的举办是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使命,只要举办奥运会就符合《奥林匹克宪章》。但对照当时最新的2019年6月生效的《奥林匹克宪章》和目前最新的2020年7月生效的《奥林匹克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具体条款看,杜比的回答显然难以经得起推敲。具体而言,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关于“国际奥委会使命和角色”的规定。《宪章》第一章第二条“国际奥委会的使命和角色”的第三款为确保奥运会“有规律”举办。最新《宪章》第一章第六条“奥运会”的附则中对“有规律”作出解释为:

a.一个奥林匹克周期是指连续4个历法年度的时间,起始于第一年的1月1日,结束于第四年的12月31日。

b.奥林匹克周期从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起连续计算。第二十九个奥林匹克周期始于2008年1月1日。

第五章下的总第32条“奥运会的举办”这样规定:

a.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奥林匹克周期的第一年举行,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在奥林匹克周期的第三年举行。

c.举行奥运会的日期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依据《宪章》东京2020年奥运会必须在2020年举办,举办最迟时间是2020年12月31日。《奥林匹克宪章》中所谓执委会决定的日期也必须在这个幅度内,不可跨越到下一年。

第二,“违反”了关于“主办城市之主办权”的相关规定。2018年10月9日生效的《奥林匹克宪章》第32条“奥运会的举办”,共包括5款,其中第4款是:“奥运会如在应举行的那一年没有举行,即取消主办城市的主办权,但不损害国际奥委会任何其他权利。”

从目前公开发布的信息和已经在2020年7月生效的最新版《奥林匹克宪章》看,国际奥委会并没有召开过修改《奥林匹克宪章》的全会,甚至决策以后到2020年7月生效的《奥林匹克宪章》也没有修改奥运会举办规则的有关条款,因此将东京2020年奥运会推迟到2021年涉嫌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的有关规定。换句话说,《奥林匹克宪章》规定了奥运会举办时间,没有修改《宪章》就改变奥运会举办时间,也可看成是一种自我犯规。

如上所述,从遵循奥运会的奥林匹亚德周期举办传统和《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角度看,东京奥运会如果能在2020年底举办是理想的,推迟到2021年则涉嫌违反传统和违背《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委会为了实现自我解释的自洽,没有得到来不及修改的2019年版《奥林匹克宪章》的支持,而2020年7月修改生效的《奥林匹克宪章》也没有调整有关奥运会举办的规定。国际奥委会的这一至少表面上自我违规的做法,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2.3  似乎“尊重”东道主意见,但丧失了《主办城市合同》赋予的主导权

国际奥委会坚持与各奥运会/冬奥会东道主签订《主办城市合同》。其中,《东京202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第66a条(终止事件)规定,如有以下事项,国际奥委会有权终止本合同,并取消该城市、国家(地区)奥委会及奥组委举办本届奥运会的权利:i.奥运会预定开幕日期之前或举办期间的任何时候,主办国处于战争、国内骚乱、抵制、国际禁运状态,或正式认定处于交战状态,或国际奥委会有合理依据认为奥运会参与人员的人身安全因任何原因会受到严重威胁或危害;……iii.不在2020年举行奥运会;该《合同》第66b条(终止程序)则规定,如国际奥委会决定终止本合同并取消举办奥运会,应按如下规定处理(但国际奥委会自行决定,不需要采取需紧急行动的情况下):i.如国际奥委会认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上述第66a条规定的终止事件(或合理地认为可能会发生),国际奥委会有权通过挂号信、电传(附通过挂号信寄送的确认副本)或有妥投回执的挂号信,共同或分别通知该城市、国家(地区)奥委会及奥组委,并有权召集上述任何当事方在收到通知后六十(60)日内,补救或促使补救国际奥委会具体说明的此类意外事件;但国际奥委会发出通知的当日,所剩时间离奥运会预定开幕日期不足一百二十日(120)时,上述六十(60)日的截止期限应缩短为通知发出之日至奥运会预定开幕日期的一半;第66c条(放弃权利主张与赔偿)规定,如国际奥委会因任何原因取消奥运会或终止本合同,该城市、国家(地区)奥委会及奥组委特此放弃任何权利主张,以及要求任何形式补偿、赔偿金或其他赔偿或补救的权利,并特此承诺,如国际奥委会受偿人(见上文第10条的规定)因此类取消或终止而招致任何第三方的索赔、诉讼或判决,将赔偿国际奥委会受偿人,并保证其不受伤害。奥组委应负责将有关第68条的内容通知与其签约的各方。

综上,依据《主办城市合同》的相关条款,国际奥委会即使是面临诸如新冠肺炎这类的大流行病,也仍然有占据主动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文书作为保障,本可最大程度规避突发公共事件作为“不可抗力”冲击奥运会所带来的损失与影响。但此次国际奥委会似乎因迫于来自国际社会、利益相关方等多方压力,基于对确定性的迫切追求和有限理性现实影响下产生的选择性认知(即担心东道主吃亏后无城市申办奥运会)等,而放弃执行《主办城市合同》中关于“终止合同”的相关条款,事实上在疫情不确定性的趋势中将自己陷入更为复杂的局势。

撮言之,根据《主办城市合同》的规定,国际奥委会可以不被日本政府和东京方面的推迟一年的建议所左右,也可以视疫情的情况更晚些做出重大决定。

2.4  求得相关机构支持,但不够有力

国际奥委会在做出“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决策后,强调该决策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与七国集团的支持。需要注意的是,世界卫生组织与七国集团只是对国际奥委会这一决策表示了理解,并未对推迟的具体时间和做法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故其并不应该作为国际奥委会的决策依据来理解。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表态中从未表示过建议奥运会推迟一年最为合理。某种程度上说,来自国际组织的支持实则是道义上的支持。笔者查阅了世卫组织官网,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3月4日发布了《人群聚集风险评估:体育赛事附件》,该附件通过量化赛事风险得分、综合组委会应对措施得分,判定赛事是否有较高的新冠病毒传染风险。笔者分析了2020年3月4日—20日间国际奥委会官网发布的关于东京2020年奥运会的新闻,其中并未提及有关东京2020年奥运会测试结果;国际奥委会于2020年4月才表态,强调举办体育赛事需遵循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大规模集会的风险管理和缓解措施》(Key planning recom mend dations for Mass Gathe rings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COVID-19)的政策。可见国际奥委会在“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决策中(2020年3月11—30日)是否根据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大型赛事疫情风险评估指导意见进行了风险与成本分析,实无定论。之后,因疫情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在4月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大型集会的决策指导”,并在5月29日跟进发布了《大规模集会的风险管理和缓解措施》。这些比国际奥委会做出“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的决策晚两个月,从时序上看,并不能作为国际奥委会进行决策的依据来理解。

由此,笔者认为,国际奥委会希望借助七国集团、世界卫生组织乃至日本政府的支持,有欲避免遭受众多利益相关者的质疑和挑战之嫌。

2.5  依靠先验认知树立信心,但未能有效判断新形势

里约2016年奥运会前后,爆发了寨卡病毒疫情,这一先验认知似乎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趋势判断及决策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决策学/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属于“经验法捷径”——即决策者习惯性地依赖那些基于过往经验所形成的窍门和捷径去简化决策过程之复杂性,其会对决策产生负面影响,各类组织在决策中需要审慎规避。

2020年9月9日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关于东京奥运会唯一确定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一切都可能发生,因此,不可能排除任何情况。然而10月12日他发表致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奥运代表团团长的讲话中又承诺,不管明年全世界面临何种状况,都准备举办一届安全的奥运会。这两次表态显然前后不一,而且“任何状况”明显达不成“安全”。这种承诺是表达决心和提振信心,但对形势判断并无任何帮助。

综上,笔者认为从决策认知的完备性与科学性来看,国际奥委会有关“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决策因考虑新冠肺炎疫情条件下健康和安全因素而推迟奥运会,完全合情;因奥运会的高度复杂性和疫情巨大的不确定性推迟举办,基本合理。但国际奥委会在其如何推迟、推至何时以及推迟的成本分析、各种可能性论证和跟进措施选择等方面却有所缺失;其未考虑奥运会的周期性传统和合同的主导权,则不尽“合法”。

3  “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的决策影响分析与误区审视

3.1  “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的决策影响分析

3.1.1  世界体育赛历盘整

奥运会延期举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世界的体育赛历,成都202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被迫紧挨着东京奥运会举办,特别是田径世锦赛与游泳世锦赛均原定于2021年夏季举行,因东京奥运会延期,世界田联不得不将原定于2021年8月举行的尤金田径世锦赛延至2022年7月开赛;原定于2021年在日本福冈举办的游泳世锦赛推迟至2022年5月举行。此外,还有原定于2022年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杭州亚运会等诸多赛事等,未来两年内世界赛历表可谓满程,其会导致运动员疲于参赛,很难在短期内多次出现运动高峰。

3.1.2  组织重构关系变动

理查德·庞德提出的“国际奥委会重新梳理与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关系”的建议指出了未来国际体育整体局势的复杂性、现实性——一些市场价值不高,并且一直在靠国际奥委会资金援助的贵族项目,亟待做出改变。此外,巴赫近期也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单项体育组织要注意与自身有关的线上和电子活动项目保持联系。面对疫情,居家隔离条件下人类的物理活动空间已经被限制,人类对于强化自身物理存在的身体运动不应再退守,因此,应合理利用现代科技拓展疫情限制下身体运动的可能性。

3.1.3  简化办赛祛魅奥运

针对疫情风险,东京奥组委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方案,其中最核心的两点就是组建新冠疫情对策委员会和简化办赛。但现实困境是,“简化”会削减奥运会的魅力,若奥运会简化成与单项协会所组织的赛事相类似的状态,其文化意义、社会影响力将难以为继,这也将致使赞助收入与版权收入下降。正因如此,国际奥委会在对东京奥组委提出的简化方案大多数表示赞同的基础上,对开幕式节目大规模压缩持有保留意见,并且坚持表态必须有运动员入场仪式和相关欢庆节目,而这对疫情防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3.1.4  国际组织利益补偿

国际奥委会是非营利组织,据统计,在2013—2016周期,国际奥委会账目表上呈现的是57亿美元,其中媒体转播权收入占73%,TOP赞助收入占18%,仅以上两项就占据了总收入的91%。高额TOP赞助与媒体版权投入意味着持权转播商与TOP赞助商对奥运会潜在的影响力及商业价值寄予厚望并期待从中收获于己有利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但奥运会的延期与简化举办所带来的权益无法兑现及影响力削减问题也将对国际组织、持权转播商、TOP赞助商的利益补偿造成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国际奥委会将受其拖累。况且,疫情期间国际奥委会补偿的资金能否帮助国际体育组织完全脱困,仍然存疑。

3.1.5  大型赛事遭受质疑

在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性仍高且日本奥运经济很难因奥运而提振的局势下,日本媒体对奥运热的宣传降温,而反奥运、反国际性大赛的民间社团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增多,一些人认为国际体育大赛没有存在的必要,人群聚集的大型综合性赛会正面临新的挑战。因福岛核事故复苏的日本左翼激进化社会运动与反奥运的运动合流,再度进入社会议题场域,其直指东京奥运会承办过程中的不合理、不合规、不合法操作,特别是其对自然环境及社会文化环境生态破坏、强化阶级及性别不平等、以‘社会例外状态’展开资本主义剥削新机会等问题”。日本共同社2020年6月进行的一项全国性民意调查(电话调查N=1045)也显示,仅有不到四分之一(23.9%)的日本国民希望看到延期至明年的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36.4%的受访者希望奥运会进一步延期,而33.7%的人则认为应该完全取消奥运会。2020年12月11日NHK的最新民调(N=1249)也表明:希望东京奥运会取消、推迟、如期举办的民众分别占32%、31%、27%。要求取消的比例一致高于如期举办的比例。

3.2  “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的决策跟进措施

客观讲,面对“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宣布后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议与问题,国际奥委会从多个维度实施了跟进措施。

3.2.1  解释和辩护——媒体沟通,官网发布

笔者梳理了国际奥委会此前决策前后发布的信息,发现其此次发布密度超过以往,而且几乎每条信息的发布都有针对性。国际奥委会分别于3月24日、4月1日召开电话会议,与媒体紧急沟通;4月17日在官网发布文章,解释为何东京奥运会延期。国际奥委会官网还发布了巴赫的讲话《奥林匹克圣火能成为隧道尽头的一束光》以鼓励人心、凝聚力量,同时也通过重申圣火不会熄灭的方式来强化奥林匹克的象征符号。此外,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还积极协商、确定并敦促东京奥组委发布了自2020年4月至2021年东京奥运会、残奥会正式举办这一区间内的具体时间进程及工作安排。

3.2.2  强化和维持——伙伴发声,统一思想

国际奥委会积极采取措施,修改并简化了奥运会资格赛的相关规则为运动员提供便利、使运动员安心。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以个人名义发声呼吁各界共同为东京奥运会延期做出努力以迎来希望。此外,国际奥委会还尽力团结诸多国家/地区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以举重项目为例,国际奥委会强调了俄罗斯企业家对举重项目的赞助,从心理上为项目联合会减负并以此给予更多伙伴信心。

3.2.3  巩固和扩展——联合世卫,增强信心

国际奥委会还积极与其他国际性组织合作,力图展示其强大的利益相关方。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与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一起骑自行车并强调体育运动对抗疫情有积极作用、倡导居家健身,此举旨在为正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全世界民众提供信心、增强抗疫决心。此外,国际奥委会还对抗击疫情工作者表示感谢并积极与抗疫相关计划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并在世界环境日当天做了主题宣传,呼吁通过体育建设更健康的星球。

3.2.4  付出和承担——主动拨款,联动救助

国际奥委会在做出了“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的决策后,面对奥运延期所带来的难以估计的成本,在经济救助方面,表现出主动承担的姿态。如前文所述,由于时机与时限的把握出现问题国际奥委会实则已经放弃了“取消奥运会”这一选项,因此只能通过弥补性策略,不断契合“承诺升级”,争取把奥运会办成。

3.2.5  合作和推进——确认价值,谋划新局

国际奥委会发文专门解析其通过体育塑造美好世界的理路,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趋势下,将东京奥运会的相关计划进行修改和强化,包括东京奥运会的可持续发展计划。此外,国际奥委会还与巴黎奥组委商议2024年奥运会筹办新机遇并对奥运会的未来发展做出了全新展望。这些措施,均体现出国际奥委会强化奥运价值、谋划奥运新局的努力。

3.3  “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的决策误区审视

在管理实践和管理决策中,人人有偏差,时时有误区,处处是陷阱。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特殊的、巨大的不确定性情势面前,国际奥委会做出“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的决策,也出现了众多的认知偏差、误区与陷阱,直接导致了目前的一系列被动局面、尴尬场景,其还可能引发奥林匹克运动的后续危机。

依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马浩教授的《管理决策:直面真实世界》一书列举的“认知偏差、误区和陷阱为”参照,笔者对“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决策中的认知偏差,分析如下。

3.4  “取消东京奥运会”作为决策备选项的合理性

时间是单向度的,因而国际奥委会“必须在不能同时经历A和B的情况下做出单一的选择,这样就面临着不确定性,也就难以保证每一次选择都能达到最优”。从目前情势看,世界范围内新冠病毒疫情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世界上(包括日本)的病例数增长速度比以往更快。笔者以为,国际奥委会不应“任何条件下保证举办安全的奥运会”,日本方面也不宜“不惜一切代价举办奥运会”,仍需将“取消东京奥运会”作为一个选项。理由如下:

第一,东京2020年奥运会推迟到2021年举办,不符合最新版《奥林匹克宪章》和东京202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合同》的有关条款。适时取消东京奥运会,将给其后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巴黎2024年奥运会留出调整空间,总体上有利于国际奥委会今后长远地位的维持,也给其他规模小一些的国际赛事留出举办机会和营销空间。第二,慕尼黑和瑞士保险公司因为东京奥运会推迟到2021年被迫支付给国际奥委会6.5亿美元赔付款。如果取消东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可望获得20亿美元赔付,东京奥组委也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保险赔偿金。如此一来,将使保险业与体育界的关系更加理性,也能减缓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的财务压力。第三,新冠疫情发展到今天还在变异,疫苗的研发是东京奥运会顺利举办的唯一途径,但是常规疫苗开发一般需要十年的时间,人们对在一年内研制出新冠病毒疫苗并投入使用的安全性存疑,即便疫苗有效且被普遍接纳,全球大范围人群推广也难以在2021年7月实现,即举办东京奥运会仍面临着巨大风险。这种风险产生的代价,恐怕是国际奥委会难以承担的。第四,日本方面已经为东京奥运会付出25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但组委会预算为56亿美元,其余预算投入会有长期效应。如果继续坚持要举办奥运会,虽然日本方面声称会削减2.8亿美元办赛成本,但防疫预算恐十分惊人,远非2.8亿美元可以覆盖。两相比较,继续延期举办奥运会,将付出更多,不如及时止损。如果非要举办奥运会或不甘心浪费奥运会机遇,也可考虑与国际奥委会商量,直接举办目前尚未展开申办的2032年奥运会。第五,2020年以来的多次不同群体的调查显示,人们普遍对2021年7月东京奥运会不乐观。10月6日,日本时事通信社(Jiji Press)下属的市场调查公司进行的研究表明,58.5%的日本成年民众希望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在限制观众数量的情况下进行,而15.6%的民众希望赛会不要举办。8月24日,据共同社对106名受调查的日本残奥运动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疫情对体育运动的影响让超过七成的运动员感到担忧;45%的运动员认为保持动力十分困难;41%的运动员害怕受到新冠病毒感染;34%则表示在疫情期间很难保持或提高自己的成绩。同一天,《朝日新闻》对日本26个残奥项目相关联合会进行的调查显示,有20%的联合会表示赞助商退出或减少了赞助,9个联合会表示,本应用于促进社会融合的残疾人运动已经“失去动力”。8月20日,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对12857家本土企业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有27.8%的企业希望东京奥运会取消,有25.8%的企业认为应该再次推迟赛会。8月8日,东京奥组委进行的一项针对8万名注册志愿者的调查显示(约2.6万人回复),66.8%的志愿者对抗病毒措施和奥运会如何举办表达了担忧,21.5%的志愿者表示疫情大流行影响了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他们可能无法继续担任志愿者。另有一项7月22日的调查显示,约一半的日本国家单项联合会希望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在今年(2020年)内决定举办或取消明年的奥运会和残奥会等等。据此,笔者以为,鉴于目前尚有未超过1/3的东京奥运会参赛名额没能确定,疫情的形势难测,必须至少留出三个月的时间来作决定。因此,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东京奥组委最迟还可在2021年3月做出最终决定。届时,如若疫情难以控制,须当机立断,取消东京奥运会。这是尊重日本民意的需要,也是尊重奥林匹克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更是奥林匹克运动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第六,2020年虽然有一些体育赛事恢复,但多数国际赛事被迫停止,人群聚集仍是世界卫生组织极力反对和要求严控的。即便少数国际赛事可以在疫情期间恢复,但奥运会是聚集人群和聚集密度最大的赛事,且是国际流动性最高的节事,防疫成本异常惊人。一旦出现阳性病例。国际奥委会冀望奥运会成为人类走出疫情的标志的想法将成为灾难和笑柄,国际奥委会恐成为备受指责的疫情防控过错方。第七,日本政府希望东京奥运会能实现收支平衡或有所盈余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届时会有4000万游客。但疫情期间东京奥运会不可能带来多少游客,奥运会带动旅游业的想法已经成为天方夜谭。多数日本企业对2021年奥运会能带来足够的经济利益持有怀疑态度。可以说,疫情防控情势下的东京奥运会,不但防范奥运会参与者不感染病毒的花费将猛增,而且期望中的游客和旅游收入也会锐减,这样强行举办奥运会,几无利益可言。第八,目前疫情防控情势不明,即便东京奥运会强行举办,恐怕也会有奥委会、代表团或运动员会担心赛事组织者防控能力不足而放弃参赛。如,英国七人制橄榄球队里约奥运会银牌的教练西蒙·阿莫尔就曾于2020年10月18日表示将不会继续带队参与东京奥运会,其他类似的退赛情形恐怕还会有。参赛人员减少及竞赛动力不足等,也造成会赛事本身的魅力和影响力大减,达不到赛事本身让全世界优秀运动员“在五环旗下欢聚”的目的和效果。第九,日本自身的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但按照奥运会的要求,有关利益方人群庞大,分类复杂,管理和防控难度极大。奥运代表团的国情也各不相同,对疫情防控的政策反应也会有不同(如有些代表团就要求不在奥运村居住),这些因素都会增加日本政府的管理成本,甚至引发日本国民的不满。这些难以预料之事,亦会是难以处理的“大麻烦”。

最后,非正常举办东京奥运会,会给奥运会赞助商和媒体版权拥有者带来困扰,进而会降低他们的赛事营销收益和版权市场回报,国际奥委会保住TOP收入和媒体版权收入的愿望恐难以实现。日本要求削减开闭幕式有关环节的设想没有得到国际奥委会的认可,其理由就是转播商可能借此要求削减需支付的费用。取消奥运会,并将后续奥运会权益顺延给现有赞助商和媒体,或许为更明智的选择。

纵观国际奥委会主导下的“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决策的相关跟进措施,可见其支持资源、资金储备基本完备;跟进措施的关注对象较为完整,基本上照顾到了难民运动员、经济困难的运动员、财务状况不佳的国际单项组织以及国家/地区奥委会。且对运动员的共情使得国际奥委会的跟进措施更贴合运动员的诉求。

但其决策实施所运用的策略不够完善也是不争的事实。首先,“简化办奥运”的相关措施尚未能兼顾动态平衡。其次,仍存在多元建议未被充分倾听、不同预案未被充分研讨、不同利益相关方在其他场合发出的不同意见也未得到充分尊重等问题,从管理学视角分析,这些问题可界定为由于团队成员的高度相似性——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成员的背景、经历、智力条件、受教育程度等比较相似——所导致的“群体决策”问题,这有违奥林匹克主义中多方团结、求同存异的工作原则,也不利于通过体育力量彰显人类抗击疫情的坚定决心和光明希望、共建美好生活的奥林匹克愿景的实现。特别是目前国际奥委会对于TOP赞助商与转播商方面的后续措施还不甚明朗——基于不可预测的成本较高且不确定性较大的事实,加之奥运会简化举办的可能性提高,据经验判断,持权转播商与TOP赞助商大概率将减少赞助总额与现金数额,更多以VIK方式①兑现权益来规避风险,这将对国际奥委会、主办城市及各利益相关方的权益造成影响。因此,即便东京奥运会如期于2021年7月举办,国际奥委会也需要努力平衡多方利益,审慎决策,理性施策,方可求得满意结果。

4  结语

面对业已形成的决策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性,奥运会举办其实也仍具不确定性,国际奥委会后续措施跟进应把握住“奥运延期”议题的本质——奥运会及所有利益相关方能否承受奥运会取消或非正常举办。作为当前世界上承办国际体育赛事指数最高的国家,中国体育也遭受到和遭遇着来自疫情的直接影响、疫情导致的奥运会推迟及世界赛历重整干扰以及诸多赛事已排上日程和即将落地的现实,回溯“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决策问题,笔者认为我们不能仅仅从群体生命健康和安全角度去笼统思考,而应该从决策过程当中的理性程度、对利益相关方的考量程度,以及对时机的把握、时序的判断、时限的认识角度去看待,也要从情理法的维度去思考,更要从今后国际体坛历经此番奥运会延期事件可能会产生的深远长久影响等多维度进行考量。如此,或许可为今后中国体育学人思考类似问题、为中国体育寻找在国际全球体育治理过程当中的角色和定位,提供一个参考。


——摘自:易剑东,“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决策探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1.01

跨项选材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回顾、现实审思与未来方向

运动选材是保持国际体育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也是当前竞技运动的迫切需要。科学有效的选材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应。现代竞技体育经过100余年的发展,竞争的激烈程度日益增强,对运动选材“精准性”和后续培养“高效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选材与培养(以下简称传统选材)方法,缺乏对于人体发育的非均衡性及个体差异的考量,以及存在各种能力发展空间和时间的非一致性以及选材方法等局限性问题,很难准确预测少年儿童未来的专项潜能。“早选材、早定项、早成才”的选材模式往往带来心理压力的增加、损伤的增加、训练怠倦感的提升等问题。早期专项化的选材方式,对运动员来说意味着要么“升级”要么被淘汰,大量被淘汰的运动员较难获得有计划有组织的跨项流动机会,造成运动员人力资本的浪费。竞技体育管理者、教练员及运动员对于灵活高效的人才识别与培养模式有着非常迫切的现实需求。

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一直存在优势项目集中、新兴项目薄弱、“夏强冬弱”等问题。东京奥运会新增了攀岩、冲浪等项目,而我国对于非传统项目投入较少、基础薄弱,选材与备战问题迫在眉睫。2022年北京冬奥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办赛精彩,参赛也要精彩”的目标,而我国冬季项目存在区域分布不均衡、后备人才匮乏、训练模式落后等问题,备战任务重、时间紧,形势严峻。传统的选材与培养方式成本高、周期长,很难满足“全面参赛、恶补短板”的新要求。鉴于此,我国针对东京奥运会4个新增项目和所有冬季项目开展了面向全国的跨项选材工作。跨项选材与培养(以下简称跨项选材)理论提出已有十余年,但国际上有组织性的跨项成功案例屈指可数,专门性研究也较零散。本文将在系统回顾运动员跨项成功案例和跨项选材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检视理论研究中的核心争议点,梳理跨项实践的发展脉络,探寻跨项选材的科学发展路径,从整体上把握跨项选材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

1  跨项选材的发展历程回顾

跨项选材的实践探索早于理论研究,早期的“转项”“兼项”实践是跨项选材的原始形态。1932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美国轻量级拳击运动员埃迪·伊根(Eddie Eagan)通过短期训练获得有舵雪车金牌,成为最早跨项成功的代表之一。跨项选材的概念源于Talent Transfer,其直译过来是“人才转移”,最早见于20世纪90年代人力资源管理和体育俱乐部转会相关研究成果。选材语境下的Talent Transfer最早见于2006年澳大利亚国家体育科学研究中心一项关于自行车冲刺时运动疲劳的研究,其中记载了一位具有5年高山滑雪回转项目国际比赛经验的女运动员跨项进行场地自行车训练的经历。

跨项选材理论与实践发展主要经历了四大阶段(图1)。①萌芽期(1932—1979年):该阶段零星地产生了少量自发的无组织跨项选材尝试,并首次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跨项成功案例。运动员跨项成功具有较强的偶然性,跨项多以运动员个人兴趣为主,目的性较弱。②探索期(1980—2005年):跨项选材成功案例明显增多,每年都有运动员跨项成功的案例。运动员开始有意识跨项,目的性显著增强。③初步定型期(2006—2016年):跨项选材(Talent Transfer)作为专门概念被提出,有计划、有组织的跨项选材活动开始实施,部分国家通过跨项选材与培养工作获得了持续成功。同时,跨项选材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开始出现,跨项选材体系初步形成。④快速发展期(2017年至今):大规模有组织的跨项选材活动出现,如中国颁布了《冬季项目备战2022年冬奥会跨项跨界选材工作总体方案》,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跨项选材工作受到重视,经费投入、选材范围持续增加。大规模的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支持,跨项选材理论快速发展。

2  跨项选材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现实审思

2.1  跨项选材研究的基本问题和争议点

2006年跨项选材概念首次提出后,相关理论研究不断增多,但是对跨项选材的逻辑起点尚未达成共识。跨项选材研究主要涉及五个方面(图2)。①Why:为什么要进行跨项选材?跨项选材是否优于传统选材?②Which:哪些项目适合跨项?是否要求跨转前后的项目具有相似性?③When:什么阶段适合跨项?跨前训练的年限、跨项年龄有无要求?④How:怎样进行跨项选材?组织形式、后续培养是什么?⑤Who:哪些人群适合跨项?运动员跨项应具备哪些特质?怎样发掘和评估运动员的运动潜能?其中,哪些项目进行跨项、何时跨项和怎样跨项已有很多积累,但是为什么要跨项选材和选怎样的运动员参与跨项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跨项的选材逻辑起点———起始概念、理论出发点———目的意义、实践落脚点——落实到作为“人”的跨项对象是跨项选材研究最核心的争议点。

2.2  跨项选材的逻辑起点及概念厘定

逻辑起点作为一个新理论的起始范畴,往往以起始概念的形式呈现,其内涵贯穿理论发展的全过程,明确其范畴有助于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形成。因此跨项选材研究,厘清逻辑起点和相关概念是基础。概念厘定关系到跨项选材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

通过梳理有关高被引文献发现,对跨项选材概念描述多出现“快速”“缩短”“经验”“转移”“选拔”和“过程”等高频词汇。概括起来,跨项选材既有研究成果在五方面达成了共识。第一,跨项选材的目的是缩短培养周期,快速取得成功;第二,选材对象有运动基础和跨前项目的经验;第三,跨项是指从一个项目转移至新的项目;第四,跨项选材涉及多维度的筛选和评估;第五,跨项选材是一个选拔和培养的动态化过程。但是,跨项选材培养周期是否短于传统选材?跨项选材能否实现培养投入的回报最大化?跨前项目基础和经验要求达到何种水平?自发的、无组织的跨项是否归于跨项选材范畴?等等,是其主要争议点或尚未明确之处。

本文认为早期自发的、无组织跨项属于跨项选材的初始形态,也属于跨项选材的起始范畴。但因为自发的跨项往往缺乏计划性和组织性,其过程是非结构化的,成功具有一定偶然性。自发的跨项过程脱胎于传统选材,只是对传统选材的一种补充,不具备独立的学科基础和实践过程等。因此,早期的无组织跨项是更广义的跨项选材。跨项选材从无组织到有组织,由“自发”走向“自觉”,实现了从“原始”到“现代”的进化。本文认为,跨项选材就是以快速培养世界级选手为目的,通过发掘有一定运动基础和新项目适应能力的运动员从事全新的项目训练与竞赛,从而优化运动员人力资本,实现较高的竞技投入回报的有组织的选拔与培养过程。

2.3  跨项选材与传统选材的比较

跨项选材的诞生与发展与传统选材息息相关,两者都服务于竞技体育,又存在明显差异。

组织形式的区别。传统选材方式的组织形式近似一个封闭的金字塔形,本质是一个运动员不断被淘汰的筛选过程。随着运动等级的提升,不断有达不到预期水平的运动员被淘汰,而新加入的运动员却较少,这种情况越到高水平越明显。流动的通路随着等级的提升逐渐变窄,淘汰的总人数逐渐增多,但前期的选拔与培养成本并未消失,大量的前期投入无法产生预期回报,增大了竞技投资风险,也造成运动员人力资本的浪费。跨项选材是一个不断筛选与甄别的过程,但其组织形式更加开放,运动员项目间的流动大大提高。当运动员不再适应原有项目,还有尝试其他项目的机会。跨项选材在运行模式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对于运动员个体而言,可以获得“二次”机会;对于培养机构而言,优化了运动员的人力资本,降低了经济投资风险。

竞争机制的区别。传统封闭式的选材模式,运动员的竞争只发生在项目内部,越到高水平,参与竞争的人数愈少。而开放式的跨项选材模式,竞争来自多方面,即使运动员取得高水平成绩,依然受到来自外部的新的竞争压力。

运动技能获取和习得上的区别。刻意练习理论曾经被广泛应用于艺术和体育领域,甚至被认为是达到专业化的唯一途径。传统的选材与培养体系强调长时间的实践和反复练习,突出“早定项、早成才”。有学者以34个运动项目的256名高水平运动员为研究对象,对其开始专项训练年龄、进入国家队年龄和专项训练年限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平均专项训练年限为7.5年,其中28%≤4年(确定专项年龄为17.1±4.5岁),30%>10年(确定专项年龄为7.9±2.5岁),很多高水平运动员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刻意练习。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刻意练习在高水平运动员培养中的必要性受到质疑。Gulbin等人尝试采取一种新的跨项选材人才识别模型(表2),选取的运动员都超过18岁,他们在跨前项目上积累了至少15年的经验,让运动员跨项至钢架雪车训练,时间非常短(14个月),在完成跨项训练后的2周内参加高水平比赛,其中4名运动员在一个赛季内取得了世界杯参赛资格。该案例使刻意练习理论所秉承的长时间反复练习是成为专家的唯一途径的观点受到了较大冲击。同时,有学者还注意到传统刻意练习模式缺乏竞争的缺陷问题。运动技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看运动员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可靠地执行技能的能力,通过竞争可以提高运动员比赛的临场发挥能力。另外,刻意练习理论较为忽视练习者的兴趣,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运动员获取运动技能的效率。新型的跨项选材模式(表2),注重尊重运动员的兴趣,充分发掘运动员的先天能力,使运动员能够有效利用跨前项目的运动基础,释放自身在新项目上的潜力,这些都是对刻意练习模式局限性的突破。

2.4  无组织跨项成功案例

传统选材环境下的运动员受天赋、伤病等因素制约无法继续从事该项目,客观上倒逼着部分运动员自发地进行无组织跨项尝试。虽然无组织跨项存在一定偶然性,但也积累了许多成功案例。按诱发动机对无组织跨项进行分类,可分为4个亚型:①兴趣转移诱发跨项。埃迪·伊根是该类型早期的典型代表之一,他在1920年获得轻量级拳击奥运会冠军的12年后,偶然涉足4人雪车,结果只训练了3周就获得了1932年冬奥会金牌。②青少年时期发现不适合项目或为了取得更高成就的跨项。如,俄罗斯的伊辛巴耶娃由艺术体操跨项撑杆跳高、中国的韩天宇由速度轮滑跨项短道速滑。③伤病或年龄增长诱发的跨项。如,美国的劳琳·威廉姆斯由短跑跨项雪车,加拿大的克拉拉·休斯由公路自行车跨项速度滑冰等。④为了填补本国某一项目空白诱发的跨项。牙买加和尼日利亚属于热带国家,田径项目上人才荟萃,但冬季项目人才薄弱。牙买加的卡丽·拉塞尔和尼日利亚的塞温·阿迪贡都由短跑跨项雪车,填补了本国该项目的参赛空白。

梳理大量的无组织跨项成功案例,发现存在一些共性特征:①主要集中在体能主导类项目内部跨项,其中体能主导类速度、耐力性项目间跨项较为常见,如跑步或者自行车转滑冰;②绝大部分运动员在跨前项目上表现出极高的运动水平,甚至有部分运动员在跨前项目获得过世界冠军,跨前项目无国际大赛获奖经历的运动员多是自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了跨项;③夏季项目退役运动员跨项冬季项目十分常见,可能与夏季项目比冬季项目竞争更激烈有关。随着时间推移,无组织跨项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①跨项成功数量明显增多。20世纪80年代开始,每个年代都有无组织运动员跨项成功。②跨项类型日益丰富,跨前项目和跨后项目种类增多。③跨项成功难度增大,运动员跨项后经短期训练取得优异成绩的情况在减少。部分冷门项目的竞争在日益加剧,早期常见的运动员跨项冷门项目快速取得成功的做法在未来愈发难以复制。

2.5  有组织跨项选材专项计划及实施经验

早期运动员自发的无组织的跨项成功案例,为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跨项选材计划提供了经验、增强了自信。目前,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多个国家开展了全国性有组织的选材活动。澳大利亚最早开始有组织跨项尝试。2006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全国运动员选材和培养计划(National Talent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与全国29所大学和地方体育学院合作成立选材测试中心,并组建了有着不同学科、技能和背景的研究团队,主要开展了项内选材(Talent selec-tion)、项外选材(Talent detection)、跨项选材(Talent Transfer)、跨项推荐(Talent amnesty,)、补进选材(Talent re-integration)5类选材活动。然而,该计划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实施4年后,被迫停止。英国政府实施有组织的跨项选材活动稍晚于澳大利亚,但计划数量、类型、规模以及取得成果均超过澳大利亚,代表性的计划有体育巨人计划(Sporting Giants)、女子金牌计划(Girls4Gold)、爆发力到领奖台计划(Power2Podium)和瞄准东京计划(Target Tokyo)等,这些计划(除瞄准东京计划外)均在奥运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英国女子钢架雪车队得益于成功的跨项选材,解决了新兴项目(钢架雪车1948年冬奥会后被取消,2002年再度进入冬奥会,属于冬季奥运会新项目)普及程度低、后备人才不足的难题,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了多名奥运冠军,2010—2018年3届冬奥会共获得3金1铜,成为有组织跨项选材的典范。

中国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后,对冬季项目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然而,我国冬季项目发展存在区域分布不均衡、后备人才匮乏等问题,国家体育总局基于“全面参赛”的需要和我国冬季项目发展现状,于2017年颁布了《冬季项目备战2022年冬奥会跨项跨界选材工作总体方案》。该方案涵盖冬奥会全部7个大项15分项,选材范围覆盖全国,仅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批参加跨项选材的人数就超过2200人,保守估计参与该方案选拔的人数将超过100000人。该方案引入了竞争与流动机制,尝试多轮选拔,创新性地采取中外联合培养与国内自主培养同步进行的培养体系。同时,针对速度滑冰及短道速滑,以苏州为试点推出专门的“轮转冰”项目,主要选拔滑冰和冰球运动员。《冬季项目备战2022年冬奥会跨项跨界选材工作总体方案》和“轮转冰”项目实施1年以来取得了一些成果。耿文强由跳远跨项钢架雪车并成功获得冬奥会参赛资格,在2018年冬奥会中获得钢架雪车第13名。郭丹通过“轮转冰”跨项训练获得2018冬奥会速度滑冰第10名。另外,针对东京奥运会新增项目,我国也开展了专门的跨项选材工作。国家体育总局专门成立6个工作指导组,分赴东北、华北、华南、西北、东南、西南各大区域,指导、协调地方开展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4个项目跨界跨项选材的宣传、报名、遴选、测试等工作。中国有组织的跨项选材工作开展虽晚,却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级别最高、规模最大、选材范围最广的跨项选材尝试。

3  跨项选材的支撑体系和未来方向

跨项实践的历史已逾80年,跨项选材理论提出也已超过10年,丰富的跨项实践为理论创新、完善提供了支撑,同时也对跨项选材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如何科学化发展跨项选材理论,使其更好地满足跨项实践的需求,是跨项选材理论未来要持续探索的方向。

 跨项选材体系脱胎于传统选材体系,其以传统选材理论为基础,制度保障、财政支持和科技助力为“侧翼”,“一基两翼”共同构成了跨项选材的支撑体系。跨项选材理论解决了许多实践问题,但依然有较大的改善空间。对于如何丰富跨项选材理论,本文认为需要重点关注、引入六项理论。①引入人力资本理论,优化人力资本配置,减少人力资本浪费,让运动员人尽其才;②引入风险投资理论,对跨项选材活动进行经济投资风险评估,分散、降低经济投资风险,提升投资回报;③引入资源配置理论,使选拔与培养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让资源物尽其用;④引入人才识别理论,在传统评估体系的基础上,引入学习能力、心理等动态评价指标,提升运动员选材的成功率;⑤引入运动技能学习与迁移理论,利用运动员跨前项目的基础和经验,充分挖掘其潜力,高效迁移至新领域,避免低效的反复练习,从而缩短培养周期,提高培养质量;⑥引入动商理论,对运动员的运动天赋和潜能发挥能力进行评估,使运动员发现自我优势,发现最适合自身的跨项项目,提升培养效率。

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是理论创新的趋势,其可以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构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体系。充分吸纳其他学科的精华,通过交叉渗透进一步丰富跨项选材理论,也是其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要打破传统封闭式选材的局限性,建立更为开放、流动与多元的选材培养模式,完善多部门联动机制和多学科支撑体系,使跨项选材理论更好地服务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


——摘自:孙民康,孙小玲,李良,跨项选材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回顾、现实审思与未来方向——《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