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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伟大贡献

1896年4月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行,距今已有一百二十余年的时间。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国际性体育赛事,奥林匹克以其“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等宗旨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和运动员参与其中。中国通过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实现了对外交往、重振了民族信心,奥林匹克也因中国的加入而扩大了传播范围,可以说中国与奥林匹克在彼此成全中共同成长。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使得中国暂停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但中国始终未曾停止对体育发展的关注,中国共产党及领导人始终将发展体育放在重要地位。积贫积弱的国内环境使得我国早期体育事业的发展并不顺利,早期的体育开展带有半强制化的特点。随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经济环境的日益好转,民众对体育的参与也逐渐从被动转为主动,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形成了以公平竞争、团结协作为价值内涵的体育文化观。随着1932年刘长春参加第10届奥运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1979年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恢复,1984年许海峰在第23届奥运会上实现中国在金牌榜上零的突破,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4年南京青奥会的成功举办,以及2022北京冬奥会的申办成功……1908年发布在《天津青年》关于“中国运动员何时才能参加奥运会?中国运动员何时才能获得奥运奖牌或者金牌?中国何时自己举办奥运会?”的“奥运三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满意的回答。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经过多年磨合与发展,已经成为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互动关系的典范,这一过程也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和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随着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中国在国际的话语权逐渐得到重视,并在国际奥林匹克发展中主动担负起大国责任与使命,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注入了中国动力,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样本,携手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为人类体育事业发展做贡献。

1  为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化普及注入中国动力

奥林匹克作为一项国际性的体育赛事,除了具有体育文化价值同时兼具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等多重内涵。随着大众身体认知的觉醒与体育参与意识的增强,吸引更多体育人口的关注、扩大奥林匹克的影响力成为国际奥委会在全球化背景下所要思考的内容。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普及与发展离不开全球人口的广泛参与和各个国家的积极推动,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着庞大的体育人口数量和丰富的政府支持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依据马克思主义体育观,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体育的基本思想,即新民主主义体育应以工农大众为主要对象,并以维护其体育方面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体育事业的发展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便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并一直坚持至今。在奥林匹克全球化普及中,中国共产党通过鼓励国内奥林匹克运动参与,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体育援助等方式注入了中国动力。

1.1  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实现了从“站立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发生改变的过程中,奥林匹克也在不断探索与发展。一项赛事、一种文明如果想实现广泛传播、持久延续,必然离不开庞大的群体支持。作为14亿人口大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普及注入了中国动力。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身体认知的觉醒、体育兴趣的激发及奥运精神的传承,并进一步促进了奥林匹克的全球化传播与普及。《奥林匹克宪章》指出“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体育作为每个人公平享有的权利,一直以来受到中国共产党及领导人的重视。中国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体育,在苏联和中国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体育理论,提出了体育是关系到人民大众健身利益的大事,体育事业是人民大众事业一部分的观点。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即便在百废待兴之时也未曾忽略体育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及相关部门的设立、《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快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奥运争光计划》《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政策文件的颁布与实施,不仅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为大众体育、青少年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支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体育稳步发展,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实现了融合互动,进一步扩大了体育人口规模、提升了体育参与热情。从第23届奥运会中国运动员首次夺得15枚金牌,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获得51枚金牌(取消3枚);从第23届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参加16个项目,到2016年奥运会中国运动员获得26个大项的参赛资格,无不说明中国的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共产党在申奥、办奥、观奥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本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关注,同时也为奥林匹克的全球化传播提供了中国动力。例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有8.4亿中国电视观众收看了开幕式,全球五大洲超过40亿观众收看了开幕式,从来没有人类活动能有如此众多国家和人民参加。在促进奥林匹克全球化普及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全面发展国内竞技体育、群众体育、青少年体育提高奥林匹克运动人口规模,同时在组织或举办夏奥会、青奥会、冬奥会的过程中吸引了其他国家民众的关注进而促进了奥林匹克的传播,并始终保持开放、负责的大国态度为奥林匹克的发展建言献策,提供中国动力。

1.2  奥林匹克运动国际发展中的中国助力

体育作为文化的分支之一,其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的存在源远流长。虽然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差异等影响下,不同国家的体育偏好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的文化实现了碰撞与融合,体育项目也在奥林匹克等国际赛事的推动下得以广泛传播,其所承载的文化与精神也在交流互动中产生共鸣。《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促进奥林匹克的全球化普及,不仅有益于人类的发展,同时也有益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提供了宣传体育精神及运动员展示自我的舞台,同时也提供了国际交流的平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个体可以通过体育打破政治、语言、意识形态的隔阂,并在公平、公开、公正的环境中实现对话交流。随着中国的崛起,具有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深入参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同时,逐渐进入国际奥林匹克话语体系的核心层,并通过对外提供体育援助等实际行动,为奥林匹克全球化普及注入中国动力。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迎接着世界机遇的同时,也坚持着无偿的对外体育援助。虽然在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初期,我国的竞技体育发展尚不成熟,相关的训练技术、场馆设备等也相对滞后,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不仅我国的竞技水平得到了提升并获得世界认可,而且我国在助力世界体育发展中所作的贡献也获得了奥委会的称赞。1986年,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亲自来访,与大爱无疆的中华民族零距离接触,为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政府颁发奖杯,高度赞扬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大局意识。长期以来,我国通过派遣教练员、援建体育场馆设施、捐赠体育器材装备等形式多样的体育援助方式,助力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普及。据国家体育总局统计,从1957年中国向海外第一次派出援外教练以来,截至2008年,中国共向123个国家和地区派出2547名教练,其中以乒乓球、羽毛球、跳水和武术项目教练居多。从援外教练的项目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援助中的无私与真诚,我国的援外项目多以相对擅长或拥有丰富训练经验的优势项目为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最大的奥林匹克运动支持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情怀。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在对外的交流互动中采用了双向的传播与学习,既“走出去”各种类型的专家与精英,也“请进来”多元需求的官员和学生,加快了东西方文化的积极传播与交流,促进了中外民众的深入接触和了解。中国共产党不仅把体育列入自己和政府的职责,同时也自觉肩负起援助体育发展相对不足国家的责任。在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化普及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除了在物质资源、财政资源、人才资源上提供帮助,同时也在技术上提供了科技支撑。体现了“国际义务我们必须承担”的豪迈精神,发扬了“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国际主义精神。

2  为人类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体育事业的过程中,将体育发展纳入政府职责凸显了其国家地位的同时,在政策内容中进一步突出了人民主体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各项工作的开展中始终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人民的主体性地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体到体育层面则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体育发展之间的矛盾。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资源匮乏的社会现实使得我国的国民大多无暇参与体育,对体育的认知更多地停留于兵操体育或奥运赛场为国争光,当时的体育因军事化、政治化等需要而呈现出半强制的特征,人民的体育参与主观意识总体不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经济的向善向好发展,使得人民有了更多的体育参与热情和主动性。然而面对广袤的国土和庞大的人口数量,单靠人民自主组织显然不能有效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实现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的体育需要,中国共产党自觉肩负起体育事业发展的责任,将体育工作纳入政府的职责。从中华体育总会的改组成立,到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4年南京青奥会的成功举办,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申办成功;从《共同纲领》里明确提倡国民体育,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等政策文件的颁布,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促进着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将体育发展纳入政府工作职责,颁布以人民主体性为核心的政策纲要,为人类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2.1  以人为本的健康第一理念

不同于部分国家因将体育视为娱乐性的个体活动而使得体育管理不足,进而导致体育事业发展滞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体育视为一项有益于国民全面发展的内容给予充分重视,并通过颁布政策文件等将体育工作纳入政府职责,促进了体育事业的发展。《“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颁布与实施,不仅为提升全民健康指出了方向,同时也为体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共建共享、全民健康”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健康中国战略,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情况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推进全民健康的方法,实现了体育与健康和医疗的有机结合。“到2030年,基本建成县乡村三级公共体育设施网络,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不低于2.3平方米,在城镇社区实现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推行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确保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和符合开放条件的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全部向社会开放。加强全民健身组织网络建设,扶持和引导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发展目标,不仅体现了人民的体育权得到平等尊重,同时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促进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决心与力度。而“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发挥全民科学健身在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强全民健身科技创新平台和科学健身指导服务站点建设”的提出,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政策支持基础的同时,也推动了体育跨行业的融合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一项创新。为贯彻体医融合促进全民健康,2017年4月“体医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成立,2019年1月我国首个体医融合试点城市在青岛市即墨区落定,2019年6月厦门市体医融合示范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启动。政策的颁布与落实促使健康中国战略得以真正实施。体育事业的发展从不是孤立的,“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体育发展既离不开全员参与,同时也离不开党和国家对体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重要作用的重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提出,不仅凸显了体育事业发展中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重要性,同时体医结合的专业融合与创新,为人类体育事业的民本核心和跨行业互助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2.2  均衡化发展的体育事业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全民健康的基础上,提出了体育强国建设,将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2019年颁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一段时期内,举国之力着重发展竞技体育具有历史必然性。通过竞技体育促进对外交往、重振民族自信,成为一段时期内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点。随着我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整体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我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话语也逐渐得到重视。系列国际与国内赛事的举办,彰显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实力的同时,更是促进了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融合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促进竞技体育、群众体育、青少年体育的全面发展,早日建成体育强国不仅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体育需要,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之一。体育强国的建设离不开大众体育、青少年体育、竞技体育的全面发展,同时也离不开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的进一步扩大、传播与活跃。在体育强国的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到2035年,形成政府主导有力、社会规范有序、市场充满活力、人民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公共服务完善、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新格局,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的目标,并积极就具体的战略任务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建设规划,确保战略落实中“行有所依,动有所指”。在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的同时,鼓励“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构建管办分离、内外联动、各司其职、灵活高效的体育发展新模式,实现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均衡化的体育发展、现代化的体育治理作为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体育发展实际提出的政策理念,其不仅是对中国体育发展新路径的探索,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家间的发展并不均衡,通过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赢得冠军成为许多国家发展的选择。然而国际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得各国的竞技体育、群众体育、青少年体育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倾斜。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是中国共产党对体育发展的经验总结与新探索,其关于体育发展民本性、均衡化、现代化的思考,对人类体育事业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奥林匹克作为兴起于西方的体育文化,其在管理与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西方政治与文化色彩。但其“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观点,与中国共产党的体育发展理念不谋而合。体育事业作为全人类所共同发展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以其“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突出了体育事业中人民主体性地位。体育事业发展为了人民,即把人民的体育需求作为事业开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适合不适合、可行不可行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体育事业发展依靠人民,即鼓励人民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政策制定中问人所需,激发各国人民的体育参与热情;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由人共享,奥林匹克作为世界性的体育赛事,其举行是有益于全体人类的,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平台促进全人类共同健康成长应成为全体有责任感的大国的使命所在。中国共产党以其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全人类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3  为奥林匹克发展理念的现代化注入中国智慧

宣扬“更快、更高、更强”“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精神的奥林匹克运动,以体育为中介,实现了不同国家、种族的汇聚和交流。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虽然呼吁世界各国的公平参与,但奥林匹克起源于西方的历史使其在文化和管理中不可避免地蕴含深厚的西方政治色彩。在2000年运动员委员会选举中,44个“和平、合作、发展、共赢”候选人只有14人来自非洲与亚洲,而最终选出的8名委员则全部来自于西方国家。看似公平选举的背后却无法隐藏西方中心主义的事实。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均在努力提升自身实力以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经过多年的不懈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于2010年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得中国在国际有了更多的话语表达,而在国力提升中所展现出的中国模式、中国智慧则为奥林匹克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与思路。巴赫说:“我们需要改革,因为今天的体育在社会中太重要,使得我们不能忽略社会的其他领域。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孤岛上,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的、多元的、数字化的社会。假如我们要继续使体育服务于社会,这也是我们奥林匹克原则的一部分,我们就必须融入社会。”中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国,自古以来便重视“和合”的交往观,“和”即和睦、和善,“合”即联合、融合。“以和为贵”“合作共赢”的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事主张,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模式。步入21世纪,随着中国逐渐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起更多的国际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倡议的提出及在体育发展的应用,为奥林匹克发展理念的现代化注入中国智慧的同时,彰显出大国责任与担当。

3.1  与时俱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深入分析全球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秩序脱节所提出的时代命题,对全球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理念、制度和实践都有着深刻的革新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在于“共同”,即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不同国家、种族、文化差异的同时求同存异,将不同个体凝聚为命运共同体共谋发展。长期以来,全球文化与政治的话语权多集中于发达国家,而综合实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则多处于话语表达的边缘。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管理权与决策权也多以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为转移,被纳入奥林匹克项目的东方项目屈指可数。柔道与跆拳道在申奥的过程中为达标准经过了多次调整更改,虽最终实现了项目申奥却也失去了项目中所蕴含的独特文化内涵。打破西方主义中心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促进体育的全球治理体系建构具有积极意义。体育是全人类的财富,所有国家与民族均有平等的参与和治理权利。生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体育项目,只有在交流对话中才能促进全球体育事业的良性发展,才能使奥林匹克真正实现“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竞赛的精神,促进青年之间的相互理解,从而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和平的世界”的目标。融合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中华传统文化哲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推动体育回归于提升人类健康、促进体育事业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在奥林匹克发展的现代化中主要表现为共同参与、共同治理、共同发展。首先,以体育为纽带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共同参与。体育作为促进国际交往、实现文化融通的纽带,鼓励各国共同参与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对建立国际价值联动、提升文化认同具有积极意义。其次,权责共担促进奥林匹克的共同治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发达国家的话语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已不适合现代的奥林匹克发展。在具有强烈依存关系的全球化语境中,国家间只有摒弃零和思维、义利兼顾,共同承担起体育发展的权利和责任实现共同治理,才能促进奥林匹克的可持续、规模化发展。再次,共建共享促进共同发展。体育的主要功能是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即便随着社会发展,奥林匹克的举办内涵变得复杂丰富,但其改善全球人类健康状况的积极作用未曾改变。新冠疫情的爆发及其带来的惨痛生命代价引起了世界的警醒与注意,通过体育增强体质获得了世界共识。在奥林匹克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促进各国共建良好的体育参与环境、共享体育发展成果,进而在维护国际秩序中实现共同发展成为国际间的共同利益所在。

3.2  搭建“一带一路”的沟通桥梁

在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每个国家的发展从不是孤立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进一步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同时,促进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现代化发展。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不同风俗等实现了融通交流,越来越多的国家以此为渠道建立起了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关系,沿线的体育交流也随之增加。自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至今,从概念到格局逐渐发展成型,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体育赛事、体育国际交流发展日趋迅猛,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相关的区域性组织文化活动、体育赛事交流活动也逐渐浮出水面。2019年“一带一路”国家间群众体育交流比赛在温州举行,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捷克和中国等1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200多名业余体育爱好者参加了本次比赛,参赛选手不仅在赛事中收获了运动的快乐,还通过赛后的游览参观增进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风土的了解,“这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互相学习、相互借鉴都有很大作用”。“一带一路”是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是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桥梁。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国际化的体育赛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适应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社会发展,成为其现代化发展中的必由之路。这一现代化发展不是孤立的、间断的,而是与“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具有相似性,即“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奥林匹克的现当代化发展不仅是管理现代化、技术向现代化、体育现代化,同时也是理念现代化。在奥林匹克发展进程中,以开放包容的理念看待与接纳文明的多样性,顺应国际社会共谋发展、共建利益共同体的趋势,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将有助于奥林匹克的现代化发展,使之更具包容性与持久性。

4  为奥林匹克盛会举办提供了中国样本

2008年北京夏奥会到2014年南京青奥会的顺利举办,再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申办成功,中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奥林匹克发展贡献着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提供着中国样本。事物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中国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与和举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实力、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奥林匹克运动会则通过在中国的举办促进了全球化普及、理念良性互动、技术及经验互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不再只是奥林匹克国际秩序和规则的追随者,而是逐渐发挥出引领作用,自觉担当起大国责任。中国是一个有着较为丰富的奥运举办经验的国家,既举办过2008年第29届夏奥会又承办过2014年第2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同时即将在2022年举办第24届冬奥会。在申办、组织、举办过程中所展现与积累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为奥林匹克盛会的举办提供了具有广阔视角的中国样本。

4.1  人文理念的中国融入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不仅是体育精神的宣传、国际关系的互动,同时展示人文理念、促进文化传播的平台。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个世界性文化体系,不仅要有西方文化的滋养,也需要从东方文化中汲取精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孔子三千弟子高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场景、郑和下西洋的表演、伴随歌声呈现的2008个向全世界征集的笑脸,既将“天人合一,自强不息”的中国元素展现在世界面前,同时也通过历史故事与现代文化的交融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友善。在北京奥运开幕式中所表现出的中国元素、中国文化,不仅有助于促进其他国家民众对中国的了解、跨越文化沟通障碍,同时也有助于提升本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传承意识。不同于夏季奥运会对体育竞赛的关注,2014年南京青奥会除了体育竞赛,更加注重在运动会举办期间的青年人文化和教育活动。青奥会是具有独特的文化与价值内涵的青年人奥运会,虽然其体量不大,却仍是奥运会大家族中的一员,其在奥运会的三种主要赛事类型中地位独特。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说:“奥运会当然要有比赛,但我们主要的目标不是赛事,而是教育。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运动会,青少年们能学习到友谊、和平、反对使用兴奋剂等奥运会的理念。”南京青奥会在赛时设计了“青年的节日、世界文化村、闪亮的青春、触摸南京”等20项文化教育活动,同时在城市层面推出了系列文化活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分享了体育文化,也促进了青少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中国在承办奥运会中充分展现奥运理念、奥运精神的同时,将中国文化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融入其中,创新了奥运举办方式的同时也增强了奥运的吸引力。人文理念的融入为奥运会举办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传播思路。

4.2  绿色办奥的中国设计

国际奥委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提出环保方面的要求,并在1999年制定的《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中,明确奥林匹克运动要全力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事业,要求申办城市必须在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标准下举办奥运会。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奥委会的环保理念不谋而合。秉持“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理念的北京奥运会、“绿色、节俭、可持续”理念的南京青奥会以及提出“以运动员为中心、可持续发展、节俭办赛”理念的2022年冬奥会,均与国际奥委会的环保要求保持高度一致。无论是新能源汽车、再生水源热泵系统等节能环保项目的应用,还是对生态系统保护、资源的循环利用,抑或是二氧化碳跨临界制冷系统的采用,无不以最大的努力进行着环境保护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尝试。可持续发展不仅体现在绿色环保,同时也体现在奥运遗产的可持续利用上。2003年,遗产问题被正式列入《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委会对奥运遗产的重视与关注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作为举办了夏奥会、青奥会并即将举办冬奥会的国家,其在奥运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中发挥了示范作用。例如,北京冬奥会尽可能利用了2008年的奥运遗产,有的是场馆遗产,有的是土地遗产。曾作为2008年夏奥会开闭幕式场馆的鸟巢,将依然作为北京冬奥会的开闭幕式的场馆;而“水立方”则将在冬奥会作为冰壶和轮椅冰壶的比赛场。奥运遗产的内容与种类是丰富的,除了物质遗产、精神遗产、环保遗产等,同时也包括人文遗产。奥运的承办不仅促进了全球体育事业发展,同时也提升了中国人民的体育参与热情、完善了体育服务设施。2022年冬奥会将由北京城区、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协同承办,这一设计不仅开创了冬奥历史先河,而且有利于冬奥赛后让更广区域的民众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但是具有政治、经济色彩的综合国力展示,同时也是服务于人类、促进全球体育事业发展、实现身心健康的活动。尊重自然、珍惜资源、普惠于民等等在奥运组织、承办中所展现的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为奥林匹克运动会提供了绿色、可持续样本。

4.3  科技助奥的中国创新

新时代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撑。科技的发展丰富了日常生活、提高了生产效率、加速了信息传递的同时,也为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普及与发展体育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受到国际高度关注的体育赛事,负责该赛事的国家将之视为荣誉和责任,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向世界展示最好的视觉效果、最真实的竞技体验、最有利于发挥运动水平的场地成为承办奥运会国家的共识。发展科技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政治主张,《党章》中明确指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充分发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国民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对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使得中国的科技以迅猛的发展速度震惊了世界的同时,也将科技充分融入奥林匹克运动会中,为全球带来焕然一新的体育体验,进而促进了体育事业的发展、奥林匹克的传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共用了几十项高新技术,涉及多个领域,航天材料也运用到开幕式上。地面升降舞台、多媒体、地面LED(发光二极管)系统、指挥系统、通讯系统……多种装置都采用了高新技术,而除通讯系统是引进技术外,其他核心技术全部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在2014年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气象保障服务工作中,江苏省通过建立南京都市圈气象综合探测系统、研发高集成智能化省市县一体化预报平台、研究高影响天气精细化预报方法、开发专项预警服务系统和发布平台等,为城市安全运行、青奥会赛事和重大活动提供了保障。在信息通信技术方面,北京奥运会提出了“数字奥运”的口号,将3G技术应用到赛事中;而南京青奥会则第一次运用了最先进的4G宽带传输技术。超尺寸地运用电视虚拟技术,使得表演空间延伸到体育场上空,甚至体育场外。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5G通信、360度回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无人机等先进技术将会得到综合运用。科技的发展进步为人类带来便利、舒适的生活体验,同时也为奥林匹克带来新的时代活力。科技的应用从不是孤立的,充分激发本国科技创新实力、积极创建国际技术合作,不仅能够促进奥林匹克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营造良好的国际合作、国际关系提供了交流互动的平台。中国为奥林匹克提供的中国样本、中国方案,核心还是归于人本、包容。将人类视为命运共同体,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在共商共建共享中共谋发展,不仅有益于奥林匹克发展的建议,更有益于全人类的生生不息。


——摘自:吴永宏,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伟大贡献——《体育与科学》,2021.02

党的五代领导人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1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体育思想

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新青年知识分子毛泽东看到了体育对增强国民体质的重要作用,并于1917年在《新青年》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提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虽然当时的毛泽东尚未完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其早期体育思想也尚不成熟,但不能否认,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所表达的体育观点对其后期的体育思想发展起到了基础的作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主要通过研读列宁哲学著作和苏联教科书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为更好地应用于中国实践,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结合进其体育思想中。在推动体育传播中,毛泽东不仅仅是旧体育观念的批判者、新体育理论的创造者、倡导者和宣传者,更是新体育理念无比顽强的践行者。这一点从其在73岁的高龄仍然畅游长江便可见一斑。纵览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即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主要围绕身体第一、以人民为中心、德智体全面发展展开。

首先,身体第一的体育论述。毛泽东在提出体育观点之初,便创造性地提出了体育第一的观点,否定了传统身心二元论、身体处于次要地位的观点。毛泽东提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认为“体者,载知识之车而遇道德之舍也”,而“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的身心割裂观点是错误的。身体第一的体育观在毛泽东体育思想形成的早期便已形成,并在其后的完善中被作为重要观点论述。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驳斥了把身心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观点,明确了健康的身体的重要性,并得出了身体强健有助于知识的增进和意志增强的辩证思维观。同时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出发,结合列宁关于“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的定义,及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指出身体是第一位的。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学校学生体质情况曾先后提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要求和口号。毛泽东身体第一的体育观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体育发展意义重大,毛泽东对体育和身体地位的正名更正了我国民众对体育的认知,有效促进了国民素质的提高。

其次,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论述。中国共产党自建成以来始终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开展活动。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品质,也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底色。正如马克思指出,“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人的自由发展,离不开强健的身体。毛泽东所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其主体地位是不容撼动的。在促进体育发展的进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通过体育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的观点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作为“新体育”精神,鲜明地表明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是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体育领域上的反映。通过发展体育,对提高人民的整体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不同于“人的命天注定”等命运观中身体是天生的、无法改变的观念,毛泽东认为人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其身体状况可以通过体育参与实现改变,且结合辩证法中事物是在不断发展与变化的基本原理,人的身体也是在不断发展与变化的,并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实现整体素质的提高。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观,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对人民主体地位的肯定与重视,同时也通过鼓励群众体育参与实现身体素质改变,证明了体育第一的正确性。

最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体育论述。在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泽东就已在《体育之研究》提出了“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表明其对“三育并重”并将体育置于突出位置的看法。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及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应用与实践,关于体育、智育、德育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进一步将德智体“三维一体”的发展格局上升到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深刻催化之下,毛泽东的体育思想从较为单一的维度拓展到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有全局性的思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国家内外出于战乱状态,大力发展军事体育对提升民众体质与提高军民战斗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得我国的教育有条件进行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这不仅体现了毛泽东体育思想的与时俱进性,同时也对促进国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人的成长与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各国有些枝叶的不同,必须有些枝叶的不同,根本是一样的。”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所提倡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更强调体育的作用,即“健康第一”,这充分肯定了体育在三者中的地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体育观对克服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重文轻武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对改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体质状况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毛泽东的体育思想中,身体第一的体育本体观念深刻影响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后期的体育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体育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探索中成长。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敏锐地觉察到时代主题发生了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需要大力发展军事体育,以提升国家军队战斗能力;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选择性。邓小平客观总结我国的发展经验与社会实际,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我国体育事业指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然而需要明确的是,邓小平的体育思想不是孤立的,而是对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虽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体育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相关体育思想要在适应中进行不断调整,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体育思想具有一脉相承性,即均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且都包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邓小平的体育思想主要围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体育、协调发展与人才培养的体育、体育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的体育展开。

首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体育。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经验基础上,邓小平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解放思想”的科学论断。邓小平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伴随新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改革开放被提出并逐步实现纵深化发展。在国家的向善向好发展趋势的背景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精神被融入体育发展中。随着国家的发展,推进体育的现代化、世界化受到邓小平的关注。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一项具有国际代表性的体育赛事,恢复与之的联系对当时的中国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邓小平作为最早明确提出要申报奥运的领导人,运用“一国两制”思想解决了我国奥运会会籍,使我国于1979年正式回到了国际奥林匹克家庭中。“奥运模式”与“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而提出的方法,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为我国的体育发展寻找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的路径。而在面向科技的体育发展中,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适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体育的发展与振兴显然离不开科技的力量,尤其在我国恢复奥运会会籍后,促进体育与科技的结合不仅有利于运动员训练方法、技能获取等,同时也为我国的群众体育发展打下先行基础。在邓小平的思想指导下,“科技兴体”的战略思想被提出,为我国体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指明了方向,大大促进了我国体育事业的长足发展。

其次,协调发展与人才培养。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人民性构成了毛泽东体育思想与邓小平体育思想的核心,而邓小平体育思想又在国家发展的基础上对毛泽东体育思想进行了补充。例如邓小平体育思想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体育思想中,在毛泽东关于发展群众体育的基础上,提出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在毛泽东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学校体育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补充。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在1952年举办的第一届西南地区运动会上题词:“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的群众中去。”随着我国恢复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竞技体育在我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在协调处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中,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出“没有广泛的群众体育活动,就没有雄厚的基础,好的选手就选不出来。当然,整个国家水平要提高,要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这也是不可缺少的,这是对立的统一”。除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发展,学校体育的发展与人才培养同样构成邓小平体育思想的一部分。其中关于“中国足球要搞上去,要从娃娃和少年抓起”的著名论断更是被广泛传播。邓小平特别关心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1980年5月26日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邓小平将体育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结合,对我国的学校体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最后,创造性地把体育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体育虽自引入之初,便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获得了革命领导者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但关于体育地位的讨论并未得到关注。随着中国恢复奥运会会籍,我国运动员多次在奥林匹克赛场展露身手,促进了中国对外国际交往的同时,振奋了民心、鼓舞了斗志。邓小平曾说:“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邓小平认识到体育对国民的激励促进作用,在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的基础上,针对体育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创造性地把体育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提出了“体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要进一步研究,提出方针,制订规则”的论断。

3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体育思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改变,在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建成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带领中国走上了发展的新征程。2000年,江泽民在赴广东视察工作时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观和唯物史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中国发展阶段进行的理论创新,作为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体系,其核心仍以人民为主。随着中国重归奥林匹克舞台,我国的体育以更丰富的形式、更饱满的姿态呈现于世界面前,并主要围绕更有针对性的全民体育、竞技体育、法治体育展开。

首先,更有针对性的全民体育。虽然社会在发展,理论也在不断进行着更新,但关于人民性、人民全面发展的理念始终贯穿中国共产党的体育发展中。这既是对马克思“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等观点的继承,又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所在。步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在促进群众体育发展的过程中,在继承前两代领导集体体育思想的基础上,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中国体育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全国制定出有目的、有任务、有措施、有步骤的“全民健身计划”。江泽民强调:“中国有12亿人口,体育的中心任务、重要任务就是要保证人民身体健康。”“体育工作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增强人民的体质,这是一个国家富强、文明的标志。”“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其次,辩证分析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关于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分析以及发展,近代以来长期受到广泛关注。随着我国重回奥林匹克舞台,竞技体育的发展不仅是体育精神的宣扬,同时也被赋予一定的政治、外交功能而被推动发展。在关于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关系的分析中,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普及与提高”的马克思主义辩证看法。江泽民曾多次指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体育运动中存在这个规律。”因此,“群众体育活动和竞技运动要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要保持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局面。”“体育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广泛开展群众参与的体育活动,是我们体育工作的重点。同时要努力发展竞技体育,这不仅可以为国争光,还可以为群众体育活动的发展起引导示范作用。”辩证的体育思想,为正确处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在发展中的关系指出了方向。体育自近代被引入中国以来,其价值与功能随着不同的时代背景而发生着改变,并表现为不同的侧重。但事物之间总是联系与发展的,脱离群众体育的竞技体育不能走远、走好并得到提高,脱离竞技体育的群众体育不能快速、广泛地传播与普及,正如江泽民所说,“群众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活动要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最后,提出法治体育。体育自近代被引入中国以来,早期的体育发展与传播主要围绕政治、军事展开,其中虽涉及群众体育发展,但所出现的体育相关矛盾或纠纷相较其他领域并不显著。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体育的种类与发展形势呈现出多样化,并且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体育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为了更好地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提高竞技水平、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被颁布实施。辨析体育发展中可能出现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等问题,将发挥积极意义。江泽民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又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强调“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颁布,在填补了国家体育立法的同时,也为我国后期相关体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4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人体育论述

近代以来,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历史转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团结奋进、共谋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前进、世贸组织的成功加入等,中国的国内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体育事业也在继承前三代领导人体育思想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进行着符合中国体育发展实际的创新。体育作为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体育事业促进国家发展、国际地位提升、国民素质提高具有积极意义。2003年8月28日—9月1日,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要求“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步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人结合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努力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等体育兴国战略思想。

首先,以人为本的可持续体育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我国的体育发展始终坚持人民性的主体地位,在历代的领导人体育思想中均有涉及,胡锦涛在继承前三代党的领导人体育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大力发展群众体育,努力构建覆盖城乡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保障全体国民的基本体育权益,才能不愧于这个时代,才能为活力中国蓄能,为健康中国奠基”。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全体群众体育工作的延续,也进行着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国运兴,体育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相关的体育事业也随着国家体育资源的日益充足、国民体育参与热情的提升而取得了长足进步。在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即将开幕之际,胡锦涛在南京会见了参加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会、全国体育系统先进表彰会的代表时强调,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体育基础实力的增强与国际体育话语权的提高,使得我国能以更加宏观的视角发展全民体育,以更可持续的方式促进体育发展。“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全社会的关心支持。”2009年颁布的《全民健身条例》,对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该条例“为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保障公民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提高公民身体素质”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次,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2008年,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出了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号召,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号召,是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人,基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而提出的。“大与强”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存在着互为依存、至为影响的辩证关系;大是强的基础,强是大的核心表现;中国体育由大到强的过程就是不断化解矛盾、全面提升基础实力和打造中国体育核心竞争力的过程。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我国就一直争取在国际奥林匹克赛场夺得金牌,以期为国争光。从1984年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到2008年我国承办北京奥运会时48枚金牌的记录,中国的体育事业以迅猛的发展速度震惊了世界。从奥运会的申办到承办,从零金牌到奥运金牌排行榜的前几位,从军事体育到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全民健身等,中国的体育发展实现了数量上的快速扩大。然而只有数量还不够,只有足够强大才能更有国际话语权,也能更好地为国民提供服务。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推进了我国良好的文化宣传、政治经济合作,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为体育强国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人体育论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的体育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五代领导人,在继承和发展前四代领导人的思想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联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实现了体育思想的创新与飞跃。习近平认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体育代表着青春、健康、活力,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习近平一直很重视体育的发展,并鼓励“全面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的体育思想以人民为中心,以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式展开,并将其贯彻于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的建设中。

首先,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工作导向。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的观点是历代马克思主义者对群众史观的创造性发展。习近平认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民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习近平的体育思想中人民主体性的唯物史观构成了其体育工作开展的核心。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体育工作一直围绕人民主体性展开,但不同的历史背景使得不同阶段的人民性体育发展具有局限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加全面的人民主体观被提出,并被纳入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的建设当中。“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活环境的好转,人民的体育需求也在发生着改变。体育工作的开展仍主要围绕增强人民体质展开,但又不局限于增强民众体质,多元化、现代化的体育逐渐兴起,并带动体育事业发展。以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在奥运赛事中的成果获得认可,中国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中国的民族自信不再寄望于奥林匹克夺冠,而是逐渐将奥运与人民的体育发展结合起来。习近平说:“奥林匹克精神最重要的就是把体育运动普及开来,推动群众性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举办一届冬奥会,将起到点燃冰雪运动火炬的作用,奥林匹克运动就是要推动群众性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2022年冬奥会将在北京举办,将进一步激发中国民众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热情,带动更多中国人关心、热爱、参与冰雪运动”。

其次,建设体育强国。“体育强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结合中国体育发展实际,所设定的我国体育工作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与任务。习近平指出“体育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强国的建设不是单独的某一种体育强,而是竞技体育、群众体育等的均衡发展全面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分类指导,扎扎实实提高竞技体育水平,持之以恒开展群众体育,不断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其中蕴含了整体与部分、质量互变规律、两点论与重点论。体育强国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其发展从不是孤立的、片面的,而是需要竞技体育、群众体育等部分共同发展、共同推进。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阶段,虽然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我国的体育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一发展更多是数量上的广度,尚未达到质量上的深度,即尚未达到量变为质的“度”。因此实现竞技体育、群众体育等的协调发展,使其总体发展到一定的数量与程度才能使我国实现体育强国的迈进。在体育强国的建设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整体推进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体育强国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发展积累,在适应新的环境中以理论联系实际进行能动的主动调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党必须坚持实践与理论认识相统一,用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认识创新。”

最后,促进健康中国建设。长期以来,民众的健康状况始终作为重点内容被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认识体育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积极意义,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颁布,进一步强化了体育对提升国民健康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体医融合的发展模式。在由治“已病”向防“未病”,由传统的被动求医问药向体医融合的主动转变中,蕴含了主观能动性的融入。鼓励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参与到全民健身中去,以“大力发展群众体育,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康,进而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习近平将全面健康上升到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建成的高度,将全民健身作为实现全民健康和全面小康目标的重要保障,是其健康为本的哲学观表达,也是对体育价值的独特理解。


——摘自:王雁,燕飞,党的五代领导人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体育与科学》,2021.02

中国共产党体育实践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历经100年,100年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后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各个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指导下,中国体育事业不断创造着新的发展奇迹,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之路。经过新民主主义体育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体育事业开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开创,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迎来新时代,中国体育事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虽然遭遇过挫折,但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之际,回望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中国体育事业的百年发展历程,总结体育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进一步准确把握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进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1  中国共产党体育实践的百年历程

1.1  新民主主义体育的形成、发展与传承(1921—1949年)

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体育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资源主要有3类,“一是中国本身固有的由古代延续下来的传统体育,二是由西方传入的近代体育”,三是萌发于中国20世纪初期的新民主主义体育。有学者称新民主主义体育为“赤色体育”“红色体育”等。新民主主义体育是一种新的体育形态,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性人物的体育主张与体育实践成为新民主主义体育萌芽的重要“培养基”,为新民主主义体育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新式体育是新民主主义体育的主体。而革命性和群众性是新民主主义体育的鲜明特点,从实际出发、艰苦奋斗则是新民主主义体育贯穿始终的光荣传统。

1.1.1  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性人物的体育思想与体育主张

新民主主义体育的启蒙性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性人物通过科学理论来诠释中国体育。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体育者,人类自养其养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也。”提倡体育运动于个人而言可以“动以养生也”;对国家来说,可以“动以卫国也”。

与毛泽东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相呼应,恽代英、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萧楚女、杨贤江等一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代表性人物,乘“新文化运动”之风,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主张通过改革传统教育,向全社会倡言体育教育作为改善民族体质、重塑民族精神的积极意义。1917年,恽代英在《青年进步》杂志第4期发表的《学校体育之研究》一文对学校体育的目的进行了阐述,从体育运动增强体质的实际效果角度,主张体育课要根据人的生理、心理和健康状况来进行,认为学校体育的目的应该是“保学生之健康”,反对选手体育。

《新青年》杂志1916年第1卷第2号刊登的陈独秀撰写的《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提出:要通过“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品质的培养,提高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与精神风貌。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体育主张启发了当时的国人,成为这场“新文化运动”新思想的一部分。

李大钊于1922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五一纪念日对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一文,针对当时工人体育娱乐的问题提出:人要靠活动才能生存。邓中夏和萧楚女也都是体育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传播者。邓中夏从青年团工作的角度,主张把青年人的体育和娱乐作为团的工作任务之一,认为青年人也应该有体育和娱乐。萧楚女在《身心锻炼与反锻炼》一文中强调,年轻人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应该不畏艰苦地进行锻炼,以便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杨贤江认为,人们通过体育锻炼可以形成“强健而美的体格和体质”。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的这些体育主张具有积极意义。

尽管由于受当时的物质条件所限,中国共产党早期一些代表性人物的体育主张和体育思想还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们对体育的目的与功能的阐发,对体育锻炼方式的介绍,以及体育思想和体育主张中所体现出来的“强身”思想,对唤醒中国民众体育权利意识具有积极意义,成为新民主主义体育兴起的理论基石。

1.1.2  新民主主义体育的兴起

1927年到1936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及工农红军中,大众体育、学校体育、运动竞赛、体育组织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新民主主义体育的兴起,为中国近代体育的成熟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同时,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及湘赣、赣东北、湘鄂西、皖西等革命根据地。这些革命根据地当时统称为苏维埃区域,简称为“苏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区军民在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同时,广泛开展了各种体育活动。苏区共青团、各级俱乐部、少先队体育委员会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等,都将推动体育运动发展作为各自的一项主要工作来抓。例如:1933年成立的“赤色体育会”作为革命根据地最早的群众组织,成为当时组织和领导全苏区赤色体育运动的主要体育机构。在许多俱乐部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教育委员会”还发文鼓励成立“列宁室”,专门组织机关干部学习一些适宜的体育运动项目,并通过体育竞赛来提高运动技能,锻炼身体,这对苏区群众体育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发、邓小平和聂荣臻等经常参加各种体育比赛,在他们的带动下,苏区军民参加体育比赛的热情非常高涨。

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也是苏区体育的一大特色。在湘赣革命根据地于1933年1月通过的《湘赣苏区儿童团工作决议案》中,曾有这样的规定:“各地儿童团要定期操练,但操练的方式不要专练走正步、跑步,应该多操练散兵、集合、掩护、前进、攻击、退却及各种游戏体操”“要以村为单位,经常带领儿童去打球、踢毽子、滚铁环、荡秋千、做捉迷藏游戏等”,这体现了苏区对青少年体育的重视。

在苏区体育实践的基础上,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也于1934年10月开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在遭遇无数艰难险阻和恶劣天气时,结合练兵组织了多样化的体育活动。这些体育活动的目的在于活跃军队生活,增进军队指战员的体质健康,体现了中国工农红军无比顽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从上述苏区和工农红军开展的体育活动来看,各类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多是与军事技术训练和政治任务紧密结合的。虽然当时物质条件较差,体育竞赛项目不多,但苏区军民仍然将其与革命战争和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在世界体育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体育,在丰富和发展新民主主义体育的同时,也为后来新中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建设积累了经验,开拓了道路。

1.1.3  抗日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体育

随着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和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又开辟了晋冀鲁豫边区、川陕等敌后革命根据地,这些敌后革命根据地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统称为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教育、组织与号召下,抗日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广大军民继承了苏区体育的优良传统,全面推动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及军队体育活动的开展。在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同时,为新民主主义体育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为未来社会主义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7年在陕西延安成立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为当时体育竞赛活动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举办的体育竞赛活动非常频繁。例如:1937年“八一运动会”、1938年“一·二八运动会”、1939年“六一抗大三周年运动会”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还在“基层体育委员会”下设了排球组、篮球组、乒乓球组、田赛组、径赛组等单项体育组织,为培养军事体育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1941年9月成立的延安大学体育系,虽然仅仅存在了1年多时间,却为革命根据地培养了一批从事体育工作的骨干。他们对延安和边区的体育工作与体育竞赛的开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革命根据地体育竞赛活动的广泛开展与纷纷出现的“红色体育组织”分不开。分别于1940年和1942年成立的“延安体育会”及“延安新体育学会”在承担编著体育教材、培养业余体育骨干、开展体育理论研究的同时,还带动延安各个机关组织了体育比赛活动,例如:“东干篮球队”“抗大篮球队”“陕公篮球队”“群联篮球队”“南联篮球队”等就是在此影响下成立的。上述体育工作的开展和体育竞赛活动的组织,进一步推动了陕甘宁边区体育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和体育运动的发展,为新民主主义体育的全面推进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在贺龙的关怀下,一二〇师培养了一支名震革命根据地的“战斗篮球队”。朱德曾赞扬这支篮球队是“球场健儿,沙场勇士”。1939年5月30日,新四军还在安徽泾云县云岭山下举行了“五卅运动会”,比赛项目包括田径、球类运动,还包括着装跑、障碍竞走、掷手榴弹、刺枪等军事体育项目,同时还有团体操和拳术等表演项目。在“皖南事变”后,陈毅担任军长的新四军还设立了“文化、体育和娱乐小组”,在军队组织开展了新的文体活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军队发动的内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练兵运动。在大练兵热潮中,除了大力开展各类军事体育活动,还组织了大量的练兵检阅与展示活动,通过各类军事体育活动的开展,为增强军队作战能力作了充足准备。

抗日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相对于当时的全国来说面积不大,但抗日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体育竞赛活动的开展,为全国解放后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开拓了道路。

1.2  当代中国体育事业的探索与发展(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不到20天就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商议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事宜,提出了“为人民的健康、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国防而发展体育事业”的工作方针。在借鉴苏联体育发展经验的过程中,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如何在经济发展落后的情况下走出一条独特的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之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考的重要问题。但在1949年至1978年的这一阶段,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中国体育事业曾遭受了与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中断联系、“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的严重影响。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才逐步打开了国际交往的大门,中国体育事业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2.1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体育事业的建设与初步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新中国第一个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创造性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转折,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中,新民主主义体育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负责体育工作的青年团召集社会力量积极推进体育工作的开展。1949年10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成立时,名誉主席朱德在会上强调,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方针。在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工作报告中,首任原国家体委主任贺龙明确指出:“体育工作必须积极地为国家的总路线服务”“为了保证体育运动的开展,必须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并建议工会、共青团、教育部门等建立和健全体育机构。此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部分部委、中国人民解放军、铁路系统与公安系统等分别建立了体育组织。一个由原国家体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具体实施,分工合作、高度集中的体育管理体制逐步形成,建立了国家办(体委)、部门办(各系统)、单位办(行政机关、企业、学校)相结合的组织系统。新中国体育事业走上了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之路。

新中国成立伊始,体育人才队伍建设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在建立各级体育行政机关的同时,从工作需要出发,由相关机构抽调一批骨干做体育管理工作。例如,当年名扬解放区的一二〇师“战斗篮球队”和陕甘宁边区篮球冠军——“东北干部队”成员张之槐、张联华、黄烈、韩复东、朱德宝、王廷弼等都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的主要管理者。为了加速培养体育人才,以适应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先后在上海、北京、南昌、西安、沈阳、成都创办了6所体育学院。在其他地方办了11所体育学校和中等体育专科学校,恢复、建立了28个师范院校的体育系(科),创办了77所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6大体育学院及各类体育学校的建立大大缓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师资短缺的难题,加快了新中国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所需人才的培养。

为了推动群众体育发展和提高竞技体育成绩,在体育管理体制建设上进行了新的探索。1951年第一套广播体操公布;1954年参照苏联经验制定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颁布。1953年到1956年,包括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大会及12单位武术表演大会在内,共举办了6000多次县级以上运动会,打破全国纪录1300多次。在1953年和1956年还分别产生了中国第一个国际游泳比赛冠军吴传玉和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举重冠军陈镜开。

新中国体育事业建设伊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中国体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新闻与出版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新体育》杂志创刊;1954年新中国第一家体育出版社——人民体育出版社成立,对传播体育专业知识,推进体育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2.2  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

1956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体育事业在艰辛探索中曲折发展的时期。在国际上,中国于1958年被迫中断和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联系的同时,国内的“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也给体育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但中国体育事业仍然在曲折中得到了发展。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促进新中国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中共中央于1958年9月作出了举办第1届全国运动会的批示,并指出:举办的第1届全国运动会将促进我国体育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59年9月13日至10月3日,第1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在该届运动会中,有7名运动员4次打破了游泳、跳伞、射击和航空模型项目的世界纪录;664人844次打破106个单项全国记录;数以千计的运动员刷新了省级运动成绩。这次规模盛大的“第一次全国运动会”成为对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成就的第一次总检阅。

1960年5月,中国登山队在人类历史上第1次由北坡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1961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在第26届世乒赛上夺得了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的世界冠军。1963年前后,为了推动群众体育发展,原国家体委提出“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原则,要求根据各地生产和生活水平,由自愿和可能两个方面安排体育工作。

随着新中国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出现了新的建设高潮。全国厂矿企业、行政机关的群众体育普及面进一步扩大;民族传统体育经过发掘整理大放异彩,城乡居民习武练拳活动十分频繁;竞技体育在保证重点运动项目、维持特色运动项目和精干运动队的基础上,坚持走自己的路,塑自己的风格,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65年,中国乒乓球队在第28届世锦赛上夺得5项冠军和4项亚军,在世界乒坛凸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社会主义体育事业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在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正值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在经过管理体制调整后出现新的建设高潮的关键时期,1966年开始了为期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整个体育事业陷入“瘫痪”,体育工作基本停滞。全国相当一部分体委和体育科研机构被撤消,体育院校停止招生,体育报刊被迫停办,体育设施大量荒废或被捣毁,各级运动队也基本上解散。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体育事业开始步入拨乱反正、恢复发展的轨道。1978年1月举行的“第1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工作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体育事业的领导,促进青少年德、智、体全面发展,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开展体育运动竞赛,迅速攀登体育运动技术高峰,开展国际体育交往、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及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等8个问题。总体而言,在1977年至1978年,虽然一些落后于时代的因素仍在束缚人们的思想,但在拨乱反正中对不适应社会发展因素的否定,正在孕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进行新的探索,即将为进入新发展时期积蓄更大力量。

1.3  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进入新时期(1978—2012年)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少有的大好形势,不断深化的体育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

1.3.1  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开创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了《名古屋决议》,根据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国际奥委会及其他国际体育组织中以“奥运模式”成功解决了台湾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组织与国际体育组织建立起的联系,为新时期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进入新时期后,体育事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受到了高度重视。在1978年至1980年连续3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1984年至1990年的历次全国体育战略讨论会上,都对新时期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目标、措施和战略规划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原国家体委首先就竞技体育发展进行了统筹规划、突出重点、调整运动项目的重点布局,提出集中力量把奥运会和重大国际比赛的若干运动项目成绩提上去的目标和原则性措施。1986年发布的《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提出了体育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遵循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从全局出发,调动各方面力量办体育的积极性,推动体育社会化、科学化,创造把我国建成体育强国的各种条件,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使体育事业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此,中国体育事业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群众体育社会化和全民化发展的基础上,“国家办体育”与“社会办体育”相结合开始逐步实现,“社会办体育”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体育作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各级各类群众体育组织逐步恢复与完善,群众的体育观开始发生变化,体育活动组织形式逐渐丰富,面向群众开放的体育场馆与设施逐步改善。

随着1980年中国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1984年中国体育健儿在洛杉矶夏季奥运会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1990年中国成功举办第11届亚洲运动会,以“举国体制”为核心的中国体育事业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过程中,初步探索出了一条高水平竞技体育发展之路。

1.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的新发展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会议精神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2年11月在广东中山召开了全国体委主任座谈会,同年6月在北京红山口召开了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及1993年5月《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发布。由此,以足球职业化为突破口,在探索竞技体育改革之路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以转变体育运行机制为核心,“面向市场、走向市场、以产业化为方向”的改革发展思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逐渐形成了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和单项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管理模式,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95年6月制定的《体育产业发展纲要(1995—2010)》明确了从1995年起15年左右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重点和目标,并提出了基本政策和基本措施。2002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为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使体育产业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提供了政策依据,为之后中国体育改革的继续深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随着中国体育改革的深化,体育事业的法治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在199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实施的同时,《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纲要(1994—2000年)》《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相继出台,中国体育事业在规范化、制度化方面都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背景下,随着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整个体育事业发展逐步迈上新台阶。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体育健儿在获得1992年夏季奥运会、1994年冬季奥运会、1996年夏季奥运会、1998年冬季奥运会和2000年夏季奥运会优异成绩后,继之又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2004年雅典奥运会、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中,连续取得了竞技成绩的突破。尤其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在彰显中国竞技体育整体实力的同时,更为我国体育事业留下了丰厚的体育文化遗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中华体育精神的不断凝炼成为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撑。从“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系列活动、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精彩演绎,最终提炼出了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涵的中华体育精神。这一中华体育精神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整体发展相适应,在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更能激起体育工作者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事业的热情。

1.4  迈入新时代的中国体育(2012年至今)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举旗定向、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推动中国多项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体育事业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进行谋划,并在改革中迈上了新台阶。

1.4.1  坚持“开放办体育”理念,推进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

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这两个奋斗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在2013年3月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在这一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推动下,新时代的中国体育开始紧紧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奋斗目标,谋划、统筹、推进体育事业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坚持开放办体育,而主旨则是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在这一前提下,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体育领域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位一体”存在的弊端,构建中国体育新发展格局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随着体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逐步深化,许多社会力量进入体育领域,并开始参与促进体育事业发展。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首先将先前已经进入改革前沿的中国足球改革推向了纵深。在以足球改革为突破口的政策引导下,奥运项目单项体育协会的实体化改革也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管理体制与机制改革活力正在显现。

1.4.2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体育强国战略实施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判断。围绕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从中国群众体育发展角度而言,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水平、着力解决群众身边体育场地不足难题、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广泛开展,成为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基础。2020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中,提出了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和发展群众体育的一系列新举措与新要求。2014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系列群众体育政策和群众体育实践的重大飞跃,使得覆盖全体人民、突出重点的体育事业发展新机制逐步形成、社会力量办体育进一步得到发展。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社会体育组织、全民健身活动及设施与群众性体育赛事成为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全面实施的主体,体育运动促进健康的科学性更加深入人心。

1.4.3  以奥运备战目标为重点,推动中国竞技体育改革

2015年7月31日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权后,中国竞技体育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赋予了中国竞技体育发展以新任务、新使命和新目标,中国竞技体育开始以新思想确定发展新方向、以新理念统筹谋划发展新举措、以新思路深刻认识发展新内涵、以新理论指导发展新实践。

在建设体育强国和以奥运备战为重点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竞技体育从单一管理向“多元治理”的体制与机制转变;从“奥运争光体育”向全面发展的体育转变,从“以金牌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更加注重创新管理模式,建立社会力量参与的奥运备战组织体系,组建复合型教练团队,提高奥运会备战工作的社会化水平。在不断引入新理念、探索新模式、建造新设施的基础上,以落实奥运备战目标为重点的中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正以竞技体育新发展格局及其体现出的综合功能与多元价值为体育强国建设和“举国体制”注入新活力,并不断融入新时代国家发展的大局中。

1.4.4  促进体育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体育产业发展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的相继发布,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背景下,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和体育产品及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由此,以推进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促进体育消费成了推动中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心。

发展体育产业是满足中国人民提高生活质量需求与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当前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体育服务是发展中国体育产业的重要途径。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引领下,健身休闲业、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用品制造业,以及“体育+行动”促进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全民健身活动的推进、竞技体育改革及体育产业的发展,体现出中国体育事业在全面推进过程中均取得了长足发展。随着中华体育精神日益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对中华民族、中国社会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同。2020年12月17日,太极拳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更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巨大文化魅力。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体育事业不仅在中国本土,更将在世界体坛展现自身独特的精神风貌,谱写中国体育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篇章。

2  中国共产党百年体育实践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历经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几个历史时期。同样,中国体育事业也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主义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探索与发展。中国体育事业的百年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继续推进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许多重要经验启示。

2.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新民主主义体育的兴起与发展,还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体育建设及社会主义新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体育事业的探索与推进,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体育主张、组织与领导分不开。同样,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相连。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性人物的体育思想就对新民主主义体育的兴起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新民主主义体育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不仅身体力行带头参加体育活动,还多次为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指示,关心创建体育组织、发起举办运动会、培养体育人才、修建体育场等。

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0多年中,中国体育事业每一步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体育事业从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作为基本方针,到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作为体育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着眼于增强人民群众的体质,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增进健康、愉悦身心、全面发展等方面的需求,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成果。

2.2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育发展之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体育事业百年发展史中,无论是新民主主义体育,还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体育,其最大的特点是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体育发展之路。

新民主主义体育是一种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为主体的全新体育形态,这种全新的体育形态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时代进程、地域及革命性相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时代进程决定了这一时期的体育运动形式为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竞技体育的融合;地域及革命性则使得这一时期体育比赛活动的内容与形式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和军事性。这些体育比赛活动的特点与形式也就是新民主主义体育的“中国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来,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虽然经历过曲折甚至挫折,但总体始终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探索和前进。自新中国成立起,一代代中国体育人艰苦奋斗、勇于创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办人民满意的体育,中国体育逐渐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以“举国体制”为基础的发展之路。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通过体育实践的探索,为实现“体育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3  坚持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新

新民主主义体育运动除了基础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还注重借鉴中国近代从西方传入的体育项目,同时又吸收整合了由革命战争实践中产生的新兴体育活动形式。这一“中西结合”、从革命战争实践出发、在创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体育事业是中国近现代体育史上重要的文化遗产,也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文化过程中,同样也离不开民族传统体育“这片沃土”。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来源。在此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重要文化资源,经过筛选与创新,成为了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4  坚持中华体育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新民主主义体育体现出的体育精神也被称为“红色体育精神”,而这种“红色体育精神”就是“立足人民群众、团结一心、锻炼筋骨、保家卫国、艰苦奋斗、拼搏超越”的民族精神。其诠释了新民主主义体育精神和体育思想,是一种富有创新意义的中华体育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体育在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与“红色体育精神”的融入有着密切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体育事业的建设,中华体育健儿在继承和发扬“红色体育精神”的基础上,继续诠释着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华体育精神。而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涵的当代中华体育精神成为体育界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精神财富,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运动员取得辉煌的运动成绩,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时代精神的重要内涵。

2.5  坚持体育为党的建设和国家中心任务服务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体育事业的发展目标和任务之一就是为革命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体育事业都是围绕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的。无论是在当时的军队、学校,还是在工厂、乡村中,这一特点在所开展的体育比赛活动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并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事业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进行建设,作出的体育发展战略与规划始终保持与经济建设相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体育事业正在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统筹规划。对体育社会价值与综合作用的挖掘,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社会各相关领域的发展,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体育智慧”。

3  结束语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就在思想上将体育作为一项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事业,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了群众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体育组织体系和体育活动形式,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体育体系。新民主主义体育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军事战争、丰富和活跃了战争年代广大军民的生活,更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体育事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体育事业在改善国民体质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提高中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使体育产业逐步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等方面,绘就了一幅宏大的中国体育发展“画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推进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及体育对外交往的全面协调发展。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明确了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远景目标,擘画了“十四五”时期及更长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为做好体育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体育事业的昨天已经载入世界体育史册,而中华民族正在努力地创造着中国今天的体育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体育事业要立足改革创新,以奋发有为的文化自信,为建成体育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摘自:崔乐泉,中国共产党体育实践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0.02

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体育”实践及其历史意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202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京召开了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创新和前进的动力是中国共产党历来的优良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带领开展的“红色体育”是中国体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源头。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体育方针、政策和制度的制定都与“红色体育”实践息息相关,许多体育工作者也都经历过革命战争时期“红色体育”实践的历练。通过对“红色体育”的时代背景、实践经验与历史意义的深入分析,对当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和丰富中国体育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  关于“红色体育”历史分期的讨论

“红色体育”一词由毛泽东于1934年在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最先提出。新中国成立后,“红色体育”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体育实践的代名词,也有学者称其为“赤色体育”“新民主主义体育”或“革命根据地体育”。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将“红色体育”视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名词,主要是为了区别同一历史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伪满洲国统治区的体育活动。从已有研究来看,对“红色体育”的界定主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红色体育”主要是指20世纪30至40年代由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开展的体育活动。广义上,从“五四运动”开始至新中国成立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带领、组织开展的体育活动,都称为“红色体育”。无论“红色体育”的概念外延如何界定,从其内涵而言,“红色体育”是指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以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开展的体育实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代表性人物较早地意识到体育运动对强健军民体魄的重要作用,进而开展了各种富有特色的体育活动。从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到各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在不同的艰苦战争环境中,“红色体育”在不断地发展和延续,并在指导思想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通过对“红色体育”发展历程的分析,结合中国近代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本文将“红色体育”演进历程作出以下划分: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性人物的体育主张与“红色体育”的兴起(1919—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体育”的形成(1927—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红色体育”的发展壮大(1937—1945年),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红色体育”的成熟(1945—1949年)。不同时期“红色体育”的广泛开展既增强了军民体魄,又活跃了革命队伍,增进了军民团结,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积极意义。

2  “红色体育”实践及其历史背景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性人物的影响下,“红色体育”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均有着不同程度地发展。“红色体育”实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广大军民共同参与下不断发展的。其中既包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又融汇了中国近代以来由西方传入的现代体育运动项目,更有着广大军民因地制宜而创造的体育活动方式;其组织形式和参与方式带有典型的实用性和军事化。这一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体育实践形态,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丰富了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的文化生活,对战争的胜利具有积极意义。

2.1  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性人物的体育主张与“红色体育”的兴起(1919—1927年)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受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西方体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强国强种”“救国救民”等思想成为中国近代一些有识之士的强烈共鸣。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代表性人物以体育为号召,宣扬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思想束缚,以召唤民众觉醒。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杨贤江、邓中夏等一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代表性人物在革命斗争之余,均从不同视角批判了封建社会“重文轻武”的思想和清末“兵式体操”对学校学生身体发展的束缚,启发民众从新角度重新认识体育的作用与意义。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不久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敬告青年》等文中,首先体现了对青年体质羸弱的担忧:“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之心身薄弱之国民何以任重而致远乎”,并提出了“德之立教,体育殊重”的观点,同时,他还批评“教育大部分重在后脑的记忆,小部分重在前脑的思索,训练全身的教育,从来不大讲究”。他主张“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既能有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图画和各种游戏,练习耳目手脚的活动能力”的完整教育。此外,陈独秀还提出体育的功能在于塑造人的情感与道德,例如,在《新教育是什么样》一文中指出:“游戏、体操不专是发育体力的,兼且是发育各种器官、肢体之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反应的本能和道德情感。”这种将体育的功能与塑造道德、情感联系到一起的主张,无疑是一种进步思想。

   1917年,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文中通过提出国人体质孱弱的现象,强调了体育的重要性。毛泽东还就体育的目的、作用,体育与智育、德育的关系,以及体育锻炼方法等方面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认为,体育是使身体全面发展的“养生之道”,具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使人身心并完”的积极作用。他还提出了“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等观点,强调了体育的教育意义。毛泽东从个人视角强调体育可以“养生”;从国家角度认为体育可以“卫国”,主张通过发展体育,走“救国救民”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正值中西方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体育界也出现了“全盘西化”和“体育国粹化”相对极端的思想,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一文的发表,则以辩证的视角对中西方体育思想与体育实践进行了科学的扬弃,成了批判旧文化和启发民众新思想的有力武器。

   面对当时学校体育“多形式,无实质”的状况,恽代英于1917年发表了《学校体育之研究》一文,从近代科学观角度对学校体育的目的、功能、本质进行了论述。他还针对当时流行的“军国民体育”“选手体育”“放羊式体育”等学校体育思想进行了严厉批判,指出了其中的弊病,提出了改革学校体育的建议及措施。他严厉地指出,“军国民体育”推行的结果就是学生“究其对于强健身体之关系,毫不知晓”。他还批判“选手体育”使许多青年人“骛于虚荣,枉正道以求不可必得之名誉”。为此,他呼吁“吾国学校之体育,断不可不研究改良”,建议“改片断的体育为有系统的体育,改偏枯的体育为圆满的体育,改骤进的体育为渐进的体育,改枯燥的体育为有兴趣的体育。”主张学校开设《生理卫生学》课程、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增加体育锻炼时间等措施。

   在之后几年的时间里,恽代英又以《婴儿之体操》《儿童游戏时间之教育》《运动训练之正误》《与黄胜白先生论中学体育》《学生课外之事业》等进一步阐述了学校体育的目的及作用,深化了对体育教育的认识。

   总之,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中华民族正处于民族求独立、社会求变革的时代背景下。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等人通过对体育的全新诠释,强调体育的作用,并将其用于思想启蒙和民族救亡中,强调体育是改善国民体质、重塑民族性格的有效手段之一。虽然萌芽时期的“红色体育”思想尚未形成体系,其相关体育实践也几乎未得到全面开展,但却是中国近现代体育史上首次突破阶级局限,将“强身”“卫国”的体育思想传播到无产阶级的实践。对国人认识体育、形成新的体育观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体育”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2.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体育”的形成(1927—1937年)

   1927年,由于国民党叛变,大革命失败。同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战争空闲休整时,经常因地制宜地开展爬山、劈刀、爬云梯、军体拳、越障碍、射击打靶、过独木桥等与军事训练相关的体育活动。工农红军内部还设立了“三操两讲堂”(每天出3次操,上2次理论课)的管理制度,利用出操机会进行爬山夺红旗比赛。1927年冬,驻守井冈山茅坪村附近的红军战士,还在步云山举行爬山活动。1929年古田会议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在开展军事体育活动的同时,还应以大队为单位,开展踢足球、练武术等运动竞赛。在中央苏区鼓励下,连队俱乐部组织开展了各种球类运动、游泳等体育比赛,大大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文化生活。

   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又转战了闽西、赣南等地区,创立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并于1931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面对人数、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中国工农红军的将领认为,红军体力的优势会成为敌我双方优劣势转化的重要因素,只有凭借体力方面的优势,才能扬长避短取得战争胜利。

   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党中央为了将教育普及于儿童,成立了一批“列宁小学”(人民学校)。据统计,1934年江西、福建、广东三省2232个乡中,共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党中央还创立了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农业学校、卫生学校、戏剧学校等,这些学校都根据各自的教学特点,将体育课列入教学计划中。通过开设体育课或进行体育锻炼,既培养了后备革命力量,也带动了革命根据地学校体育的发展。例如,“列宁小学”在体育课中开展体操、跳跃、投石等运动项目外,还制定了早操(练步伐和跑步)和晚操(操练木枪和队列)的体育锻炼制度,提高了该校学生的军事作战技能。再如,“苏维埃大学”为适应革命战争需要,对学员生活实行军事化管理,开展的体育活动也大多与军事训练有关。

   随着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增强军民体质,发出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号召,同时还根据实际情况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成立了群众性文化娱乐组织——俱乐部和列宁室。到1933年,仅在中央苏区的2932个乡中,就有俱乐部1917个,经常参加文体活动的中央苏区机关干部有近10万人。在俱乐部和列宁室的组织下,各类体育活动也在群众中广泛开展了起来。对于群众体育的开展情况,《青年实话》的相关报道中写道:苏区内的体育运动一天天地开展着。各地工农群众参与跳高、跳远、赛跑、游泳、荡秋千、打篮球、踢足球、打乒乓球及运动会,体育健儿一天天地多了起来。各地到处在举行体育比赛,发展“红色体育”。

   随着苏区运动竞赛的普遍开展,同时在国民党不断围剿的情况下,1933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五卅运动会筹备会”,决定举办大规模、全局性的综合运动会。《红色中华》还以《“五卅”举行赤色运动会》为题进行了报道。在反围剿的硝烟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运动会”于5月30日在江西瑞金叶坪村运动场如期举行,竞赛内容包括田径、球类运动等共18个运动项目。来自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军团,中央苏区机关,江西省和福建省各市、县共19个代表队的180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为庆祝运动会召开,毛泽东以中央政府名义题写了“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的题词,成为中央苏区体育工作的总方针。在这一总方针指导下,中共中央于运动会结束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委员会”,推选出项英、王盛荣、张爱萍、邓发、施碧晨为赤色体育委员会委员,这一体育组织的成立为中央苏区体育运动的全面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随着革命根据地群众体育的广泛开展,各类体育活动纷纷举办。据统计,仅1933年中央苏区就开展了96场球类比赛、123场田径比赛、15场体操比赛、42场军事体育比赛和5场游戏比赛。在赤色体育委员会的统一组织下,福建、江西的一些地区相继开展了一系列体育竞赛活动,并成立了省级和县级的赤色体育分会。在革命根据地体育组织的推动下,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先后举办了大、中型运动会20余次,发布了20余项和体育有关的指示。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红色体育”的组织机构、参与范围、开展形式等已初步确立,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体育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广大红军指战员仍会在“五一”“五卅”“八一”等纪念日或战争空闲积极开展体育活动。例如,红四方面军南下川西北后期,因战事相对减少,就经常组织以加强战术训练为目的的体育活动。1936年,为鼓励全军指战员提高身体素质,红四方面军举行了为期3天的“五一全军运动会”。比赛项目除了球类运动、赛跑外,还有跳高、跳远、掷手榴弹、竞走、障碍赛跑等运动项目。

   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中共中央号召开展以“养成工农阶级强健体格”为目的的体育活动。通过开展这类体育活动,既丰富了军民文化生活,又增强了军民的体质和工农红军的战斗力,有力粉碎了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与四次“围剿”。由中共中央成立的各级体育组织,对于扩大“红色体育”规模,组织形式多样的“红色体育”活动,起到了组织保障作用。历经不断地实践探索,“红色体育”在开展范围、内容与组织形式等方面逐步完善,为革命根据地“红色体育”后续开展提供了经验。

2.3  抗日战争时期“红色体育”的发展壮大(1937—1945年)

   1936年,红军各方面军在会宁和静宁将台堡会师,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中国革命的中心根据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后,红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并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14个较大的抗日革命根据地。这些抗日革命根据地在传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优良传统的同时,继续大力提倡体育运动。为了进一步推动“红色体育”开展,1938年,毛泽东发出了“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的号召,激发了军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抗日革命根据地内开展体育运动蔚然成风。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八路军和新四军十分重视开展各类体育活动。当时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既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又有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同时还有结合当时战争形势自创的体育运动项目,包括:武术、摔跤、荡秋千、拔河、举石锁、赛跑、跳高、跳远、单杠、球类运动、队列队形操、马术、刺枪、军事障碍赛、掷手榴弹、射击等。在朱德总司令发出开展边区体育运动号召后,边区保安司令部设立“体育干部训练班”,专门负责开展军事体育活动。当时,各部队以“创造大批的神枪手与优秀军事技术体育英雄”为目标,将实弹射击、掷手榴弹、武装翻越障碍、武装爬山作为勤练项目,既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军队指战员的体质,也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军队指战员的作战技巧。1938年,陈毅率新四军支队东进苏南敌后,面对日本侵略军、伪军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包围,为了适应在江南水网地区作战,号召人人学游泳,组织军队进行游泳训练,还先后4次率军队武装泅渡运河。东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内的饶河游击队为适应在高山雪地作战,组成了滑雪队,进行滑雪技术训练。

   为了推动学校体育发展,边区政府教育厅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学校体育法规,对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开设的体育课提出了具体要求。例如,各类学校都设置体育课程,在教授一些运动项目规则、训练方法和体育常识的基础上,加入了防空急救、军事游戏、夜间紧急集合、军事演习、步枪刺杀和投掷手榴弹等内容。各个学校还在空闲时间开展了许多体育竞赛活动,例如,延安保育小学除了举行“三大球”比赛和田径比赛,还参加了由体育会组织的小学生运动会和儿童运动会,当时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也曾多次举行过球类运动比赛与校运动会。

   1940年,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倡议下,成立了“延安体育会”,积极组织和推动各机关、军队、学校及工厂开展群众体育,除了参与常规体育活动,还带领军民开展武装障碍赛跑、实弹射击、掷手榴弹、赛马等军事体育项目。“延安体育会”还发起每天“十分钟运动”,鼓励群众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1942年,为纠正军民体育活动中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在朱德等人带领下,联合“延安体育会”、延安大学体育系等于“延安军人俱乐部”成立了“延安新体育学会”,负责抗日革命根据地体育活动的调查研究与编译体育教材等工作。

   “延安体育会”和“延安新体育学会”的带动下,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体育活动逐渐得到发展,先后举办了多次运动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五一运动大会”“三八运动大会”“九·一八运动大会”“朱德杯排球赛”“九一运动大会”“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和“九一扩大运动会”。在上述运动会举办过程中,毛泽东的“锻炼身体,好打日本”,朱德的“运动要经常”,贺龙的“体育运动军事化”等题词成为推动抗日革命根据地体育工作开展的指导思想。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曾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机关——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经常开展多种文体活动。例如,在周恩来的倡议下,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自己动手修建运动场地,制作运动器材,开展排球、乒乓球、篮球、八段锦等体育运动项目。1942年,受延安“九一运动大会”影响,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也举行了一次运动会,竞赛项目包括球类运动、跳高、跳远、举重、单杠、石锁、爬山和竞走等。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体育”在吸取中央苏区体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指导思想更加成熟,体育活动内容、组织形式更加全面,组织机构更加健全,开展范围更加广泛。“红色体育”的蓬勃开展造就了一大批身强体壮的革命力量,为提高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4  解放战争时期“红色体育”的成熟(1945—1949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经过重庆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然而,《双十协定》公布不久,就被国民党公开撕毁。1946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带领军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广大群众及一些学校,根据当时战时需要开展了以军事训练为主的体育活动。

   解放战争初期,根据毛泽东“应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练兵项目仍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技术为主,以提高战术为辅”的指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练兵热潮。为此,各野战军、地方军、民兵在作战间隙和休整时,既开展以投弹、刺杀、射击为主的战场必备技能训练,也组织了与夺枪、摔跤等战争相关的体育活动。在大练兵的号召下,各地广泛开展军事体育活动。在此基础上,有的军队还组织开展了以军事训练为主的表演活动,例如,陕北边区保卫团就曾进行了劈刀、投弹、刺杀、木马及杠架等表演展示活动。通过这类军事体育活动的开展和普及,在增强中国共产党军队指战员体质的同时,也提高了战士的杀敌本领。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解放区各级学校在学校体育课中也加入了有关军事体育的教学内容,有的学校直接将体育课改为军事课,学习和掌握侦察、站岗、放哨、埋地雷、掷炸弹等军事技能。例如:《陕甘宁边区政府令——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教学内容与组织形式”中就规定:“根据时局发展和学校的具体情况,把课程及授课时间酌予变动,如增加时事、军事及社会活动时间,并减少一些不急需的课程”,同时还建议“体育课应加入简单的军事训练,学习侦查、站岗、放哨、埋地雷、掷炸弹等技能”。此外,广大民众自发开展的体育活动也都接近军事体育,并针对当时的物质条件创造了多样的练习方式,例如:利用手腕绑沙袋练投掷、小腿绑沙袋练跑跳、拉硬弓练臂力,以及建造了“沙袋木马”“练武桩”等独具特色的训练器械。以上这些体育活动的开展,使得广大民众也掌握了一定的军事战斗技能。

   总之,解放战争时期,“红色体育”的内容和组织形式虽然较为单一,但随着军事体育活动的开展,广大军民通过掌握不同形式的军事战斗技巧,增强了部队战斗力。尤其是大练兵的开展,进一步提高了各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的作战技巧,并鼓舞了中国共产党军队指战员的战斗精神。同时,大练兵过程中提出的练兵思想与练兵方式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

3  “红色体育”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意义

   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体育”,在中国共产党影响、组织和带领下,开展以夺取战争胜利为目的的体育实践,使各时期体育运动的开展不仅配合了军事战争,丰富和活跃了广大军民的文化生活,而且为建设新中国体育事业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3.1  “红色体育”的时代特征

   1)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军事化体育。“红色体育”诞生于革命与战争时期,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工人和农民为参与主体的全新体育活动,其指导思想、组织方式与内容均服从于当时战争的需要,体现出了较强的军事化特征。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体育实践中,更融合在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中。从运动项目开展的情况来看,既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从西方传入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更有自创的适宜军事战争需要的武装爬山、障碍赛跑、实弹射击和投掷手榴弹等军事体育项目,这些运动项目的开展与普及与战时环境及军事战争密切相关。由于具有较强的军事性,广大军民在开展“红色体育”强健体魄的同时,革命热情更为高涨,军队战斗力大为提高,为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体育思想与体育实践影响下,革命根据地的“红色体育”形成了与国统区“锦标体育”“选手体育”截然相反的指导思想。国统区的体育只是少数人的特权,但在中国共产党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内,“红色体育”的参与者不仅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将领,还有革命根据地的广大群众,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延安时期,毛泽东为《解放日报》体育专刊题词:“发展体育运动,提高人民体质”。在这种“体育为民”的思想引领下,参与体育运动的主体人群越来越广泛。例如,1942年在延安举办的“九一运动会”上,就有小商贩组织篮球队参赛。“红色体育”成为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具广泛群众基础的体育实践。在“红色体育”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相继成立了俱乐部、列宁室、赤色体育会、延安体育会等体育组织,为革命根据地群众体育的开展提供了组织层面的保障。

   3)从实际出发的创新实践。革命战争时期,受自然环境、物质条件等客观因素影响,“红色体育”还体现出了较强的创新实践特征。在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中,根据当地的实际物质条件,适当调整了运动竞赛的组织形式和比赛内容,促进了“红色体育”的普及。例如:延安时期,因资金短缺,革命根据地的军民“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用双手将线编织成篮球网和排球网,将木材制作成篮球架、排球架、足球门、单双杠和木马,将石头磨成象棋、跳棋或打成石锁、石盘、石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军民通过制作这些简陋而实用的体育器材,促进了体育活动的开展,也体现了“红色体育”因地制宜的创新实践特征。

3.2  “红色体育”的历史意义

   虽然“红色体育”在中国近代体育史进程中所占时间较短,但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严峻的战争局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军队指战员必须具备钢铁般的意志和强壮的身体。中国共产党在改善军队生活条件的同时,也注重开展体育运动,并通过赛跑、跳高、跳远、爬山、射击等提高了军民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军队指战员的投弹、射击、劈刀、骑马等基本军事技能。通过开展“红色体育”,增强了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的体质,提高了战士的实战技术与技能,从而有助于提高军队战斗力。“红色体育”的开展融洽了军民关系,增进了军民团结,丰富和活跃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了人民群众体育锻炼的自觉性,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群众体育的广泛开展。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都会在战争间隙,组织各式各样的体育活动,例如:集体跑步、集体操、球类运动比赛、扭秧歌等。“红色体育”活动的开展与普及,在丰富革命根据地军民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精神面貌。

   “红色体育”作为中国近代的特殊体育形态,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体育的指导理念与工作方针。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红色体育”,为建设新中国体育事业积累了实践经验,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4  结束语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不同时期的“红色体育”,既锻炼了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的身体和意志,更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红色体育”在不同时期形成的指导思想、组织方式,为建设新中国的体育事业积累了历史经验。虽然受战争、物质条件等方面的制约,“红色体育”的开展存在着一定的空间局限性,但从当时的战争形势来看,“红色体育”是中国群众体育的一种初步实践。作为一种从无到有的体育新形态,“红色体育”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储备了体育人才,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初期的重要资源。


——摘自:毕金泽,郭振,刘波,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体育”实践及其历史意义——《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1.02

我国高等体育院校的发展特征与战略趋向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2035年要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为高等体育院校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提出了新要求。我国高等体育院校作为高等教育行业特色院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加强体育行业人才培养而成立的以体育行业为依托、围绕体育行业需求、针对体育行业特色培养专业体育人才的一种特殊办学形态。经过近七十年的办学历程,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等体育院校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同生并存,且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为此,我们必须认真梳理高等体育院校的发展脉络,总结成功经验,科学谋划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体育大学建设。

1  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

1.1  创始阶段(1952—1965年):建章立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正处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高等教育工作主要是改造旧体制教育,同时,建设新型高等教育,高等体育院校的筹建也在酝酿之中。1953年8月,高教部、教育部、国家体委、财政部下发了《为调整若干高师体育系科,成立体育学院的联合通知》,初衷是为了逐步解决当时全国体育师资与体育工作干部不足的问题,拟以几个高师或大学的体育系科为基础,在中央及各个行政区分别成立体育学院。随后,国家相继合并一批高校体育系,筹建了6所高等体育院校,并由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直接管辖。由“系部”组建“大学”是立足于新中国国情战略考虑,主要借鉴了前苏联体育大学的办学模式,从1952年秋季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开始使用前苏联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组织翻译教材,按照运动项目进行设置专业。基于对高质量体育人才的需求,1954年,北京体育学院和上海体育学院开始招收体育专业研究生,初步形成了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相结合的高等教育体系。随着高水平运动训练从体育院校逐渐撤出,竞技体育形成了以“三级训练体制”为保障的“举国体制”封闭训练系统,体育院校的主要任务转向以培养体育师资为主。伴随着“大跃进”极“左”路线,高等体育院校在数量上急速攀升,1960年,体育院校规模总数达到30所,之后又急速锐减,该“过山车”式的发展态势对高等体育院校的发展及政策连续性提出巨大挑战。政治运动对体育院校的重构和发展影响很大,而体育学院尚未形成明确的发展思路。随后,在1963年5月召开的10所体育院校工作座谈会上,确定了体育院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中等学校体育教师。其他体育人才、专项教师、教练员和研究生培养,应根据国家需要和学校条件进行安排。至此,培养体育师资作为体育院校的主要任务明确下来,我国高水平运动员培养与高等教育脱钩,竞技体育体系与体育教育体系分离。

1.2  停滞阶段(1966—1976年):失范无序

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持续10年的社会激荡造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体育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停滞,高等体育院校停止办学。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出台,提出对教育的“两个估计”,全面否定了1949—1966年的高等教育工作,导致了高等教育的重构。“文革”时期,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几近停滞,高考中止,代之以推荐、选拔。为应对体育师资紧缺问题,1972年,北京体育学院率先开始恢复招生工农兵大学生。1973年,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体育专业1973年招生工作意见》,全国范围内高等体育院校相继恢复招生,开设专业仍旧按照停办之前的专业进行。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体育事业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各领域发展受到极大挫折。

1.3  恢复阶段(1977—1998年):多元服务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高等教育也迈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体育教育工作主要以发展高水平竞技体育为先导,带动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由此逐渐形成“奥运战略”,全力满足竞技体育的发展需要。1978年,原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办好体育学院的意见》,各大体育院校得以恢复。1979年,原国家体委下发《关于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充分发挥体育院校在我国体育事业中作用的通知》提出: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高水平体育教师,加强训练工作,为攀登世界运动技术高峰作贡献,此时的体育人才培养主要定位在体育教师和运动员、教练员。在培养层次上,上海体育学院于1986年开始招收博士,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办学规模上,据统计,当时全国共有16所体育院校,其中2所为专科院校,共设12个专业,体育院校人数规模大多在500—1000人之间,学生数最多不超过2000人,全国本、专科生在校人数共12748人,研究生在校人数164人。在办学目标上,1986年,国家体委在直属体育院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建设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基地的目标。“三结合”模式是对长期以来我国体育教育、科研与训练脱节现象的正确反思,是由单一的培养师资为主的模式到多元的服务社会模式的转变。1996年7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体育学被正式纳入由国家统一规划管理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列为国家一级学科。随着体育学被划分到教育学门类,体育学单独成为一级学科,体育专业设置更加规范,从9个专业压缩为7个专业。1998年,再次调整为5个专业。由此可见,高等体育院校的办学模式和专业设置逐渐步入正轨,形成了以“体育学”学科为主的较为单一的办学模式,但其在服务功能上形成了多元体系。

1.4  改革阶段(1999—2011年):交叉融合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随后大学开始扩大招生规模,为社会各领域的快速发展提供紧缺人才,体育领域对人才的需求更是如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座谈会上也专门谈到了体育院校的改革问题,“体育、音乐和艺术学院有特殊性”“体育院校要办出特色,办出水平”。1999年3月底,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带领体育总局调研组对南京体育学院进行了工作调研,对教学、科研体制和竞技体育制度改革作了深入的探索。随之,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颁布《关于调整体育总局所属学校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除北京体育大学继续由体育总局直接管理,并将其重点建设成为综合性、高水平的教育、训练、科研“三结合”基地外,从2001年起,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西安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采取地方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共管,以体育部门为主的管理方式。直属体育院校管理体制调整工作到2002年初全部结束,形成了“1+5+8”的管理体制,即国家体育总局管理的学校1所;国家体育总局与地方政府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学校5所;地方政府管理的学校8所。管理体制改革促使14所高等体育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更加清晰。在当时,除了北京体育大学建设成为国内著名、世界一流的体育大学外,其他13所院校基本上本着服务地方、影响全国的理念探索“三结合”办学模式。这一时期,高等体育院校顺应改革趋势不仅扩大了招生规模,专业设置和在校生人数也都达到历史之最。高等体育院校在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方面都出现了较大改革,改变了以“体育学”为单一学科的办学模式,出现较多“交叉学科”专业,且非体育专业数量逐年增多,直至超过体育专业设置数。

1.5  提升阶段(2012年至今):内涵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步入普及化阶段。《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2012年,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高教30条”),第一条就是“坚持内涵式发展”。2018年,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高教40条”),第二条就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内涵发展、质量提升、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阶段”。

2014年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全国上下掀起了全民运动健身的热潮。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双一流”建设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入选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这为高等体育院校建设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阐述维护人民健康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体育被列入国民幸福产业。至此,全民健康上升为顶层国家战略高度。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因此,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推动高等体育院校内涵发展成为新时代高等体育院校发展重要内容,也是建设世界一流体育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要举措。

2  我国高等体育院校面临困境及域外经验借鉴

2.1  办学定位不明晰,治理体系待完善

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属于专业院校,同样面临着彰显中国特色的“双一流”建设任务,但发展目标定位不够具体,存在盲目跟风趋势。在办学定位方面,大部分院校以领军化、专业化、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特征,而人才培养过程和质量在目标特征方面显得略为逊色。与同类体育院校相比,人才培养目标几乎一致,体育专业人才只有行业的专业性,没有领域的专业性;与师范类高校体育师范生培养相比,在师资技能方面并无优势可言;与综合类院校体育特长生相比,运动水平“技不如人”。发展目标不明确、办学定位不清晰导致盲目扩大招生规模,培养的人才处于体育人才“中间层”。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不仅关乎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体育专业人才培养,而且牵动国家和体育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以完善治理制度体系为行动方案,以提升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为行动效能,适当借鉴域外经验。俄罗斯国立体育大学属于典型的教育训练结合型高等体育院校,目前,在校生6468人,包括600余名留学生,培养层次涵盖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注重依托科研成果提升竞技体育运动成绩,共培养了172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和欧洲冠军。德国科隆体育大学注重科学研究,学生在完成基础课程之外,大多数时间是在研究中心或研究所跟随导师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目前,设置有3个二级学院,6个本科专业,10个硕士专业,3个博士专业,在校生6101人;同时,还设有19个研究中心,其中预防性兴奋剂研究中心是兴奋剂分析领域世界领先实验室之一,常年与世界反兴奋剂中心保持合作关系。

2.2  区域协同不主动,创新能力待提升

区域协同创新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跨领域集成创新和多方协同创新已成为必然趋势。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社会责任、做出一流的国家贡献、肩负一流的使命担当。高等体育院校肩负国家战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一直未得到充分彰显,创新协同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协同主体不积极、不主动,有些区域甚至严重缺位。《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该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发展提供了战略规划,高等教育区域合作有利于实现资源、实践和制度优势,高校在谋划错位发展的过程中,应将互利共赢的理念贯彻其中,进一步互通有无、优势互补,推动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深度融合与一体化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大学大院大所全面合作、协同创新,联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高校发展的典型路径有融入区域、产业发展,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等;也有参与和缔造创新型城市,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对硅谷的支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新技术区的支撑等。高等体育院校要通过创新平台汇聚和加工创新要素,进而推动创新协同进程,如京津冀地区的北京体育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河北体育学院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体育学院、南京体育学院以及东北地区的哈尔滨体育学院、吉林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等,如何在享受区域协同发展的资源红利以及借力政策支持的同时,通过组建校地联盟、智库联盟、育人联盟、师资联盟、创新联盟、创业联盟,为推进实施京津冀、长三角、东北等区域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交流合作等方面的协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高等体育院校需要破解的时代命题。

2.3  学科专业不平衡,内涵发展待推进

高等体育院校经过几十年的学科和专业建设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着学科、专业建设内外发展不平衡问题。2020年10月,上海软科研究院依据高端人才、科研项目、成果获奖、学术论文、人才培养等5个大指标、30个小指标,公布了2020“中国最好体育学科排名”,前十名中体育院校仅占据其中的第一、二、七、八位,其余6位则被非体育院校占据。高等体育院校内部学科发展的不平衡,又包含了体育学科下4个二级学科之间的不平衡和体育学科与交叉学科之间的不平衡。二级学科之间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专业设置的不平衡,体育人文社会学下设专业数远超另外3个二级学科,专业设置的不平衡带来了科研项目、成果获奖、学术论文等一系列的不平衡。体育学科与交叉学科之间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交叉学科多为新设专业,新开办学科专业水平的提高往往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学科发展水平低,专业所依托的学科资源有限,课程数量就非常有限,自然就出现了内涵发展单一的问题。在专业设置方面,体育专业与非体育专业数目不平衡,特色不突出。部分体育院校本科专业中非体育专业数超过体育专业数,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没有经历过体育训练的学生成为体育院校的生源主体。在建设世界一流、国内一流体育大学过程中,专业设置是“多而全”好,还是“少而精”好?值得进一步探讨。但是寄希望于无特色的专业培养出一流的体育人才是无可争议的悖论。无论高校各职能如何发展,最终都要落脚于培养特色的体育人才方面,高质量体育人才培养才是一流体育大学的最终目的。新时代高等体育院校更要以国家“一流学科”“一流专业”“一流课程”为抓手,不断推进高水平体育大学内涵建设。美国春田学院是典型的综合型体育大学,最初仅是培养体育师资,随着二战以后美国社会迅速发展,社会经济对体育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多,办学目标转向培养多元化的社会体育人才。目前,设有4个二级学院,在校生4266人,注重综合型体育人才培养,课程门类繁多、理论课内容更新迅速,而且偏重于教学内容来源于最新的时事,以保持教学内容的时效性。

3  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发展战略时序

3.1  2021—2025年:高质量发展

《建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并就“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等世情国情作出重要判断。教育部明确要求“十四五”期间重点放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高校是一种社会生命组织,它的生命周期分为创业期、中兴期和成熟期。如果在创业期需要关注建章立制,规范办学模式,那么,进入中兴期后的发展重点在于提升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在结构得到优化、特色得到彰显的时候,高等体育院校发展逐渐步入成熟期,该时期主要任务就是建设高质量的一流体育大学。因此,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发展重心必须从量的增加转移到质的提升上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改革创新为手段,以强国战略为目标,加快“双一流”建设。坚持内涵式发展,优化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结构,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办出中国特色、行业特点,推进高等体育院校高质量发展。

3.2  2026—2035年:总体实现现代化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是中国第一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是新时代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纲领性文件,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指导性,明确“分类建设一批世界一流高等学校,建立完善的高等学校分类发展政策体系,引导高等学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近五百年的世界史告诉我们,世界经济中心的转换伴随着世界学术中心的转移,新的经济中心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新的世界一流大学集群崛起。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体育强国战略的达成同样不能缺失世界一流体育大学。我国高等体育院校要坚持深化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经过“十四五”高质量发展,高等体育院校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在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进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基础上,要有更多高等体育院校的体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有1—2所高等体育院校整体实力进入世界一流体育大学,显著提升高等体育院校总体综合实力。

3.3  2036—2050年:“双一流”进入世界前列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我国高等体育学院在借鉴世界一流体育大学发展经验时,更应依托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凝聚中国特色,构建中国标准,形成中国模式,建成与中国实力相适应,彰显中国文化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到21世纪中叶,在建成现代化强国背景下,高等体育院校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世界一流体育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影响力,坚持立足体育学科优势和特色,成为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因此,我国高等体育院校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断提高在世界体育舞台上的话语权,一流体育大学和一流体育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体育贡献。

4  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发展战略举措

4.1  锚定一流体育大学,统筹职能协调发展

建设世界一流体育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高等体育院校要紧紧围绕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服务国家战略。我国世界一流体育大学建设工作在国家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的引导下展开和不断推进,国家层面的号召和推动更有利于各方积极性的调动和力量的集中。世界一流体育大学建设必须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把文章写在中国大地上,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首位,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突出高等体育院校科研成果服务体育事业发展的使命和初衷;坚持需求和问题导向,把体育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突出问题摆在首位,提升多角度、立体化服务社会的能力;坚持传承与创新相结合,提高中华体育文化滋养世界体育文化的能力;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高等体育院校的国际化办学水平。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入选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武汉体育学院入选湖北省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沈阳体育学院入选辽宁省“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西安体育学院入选陕西省“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等国家、省市立项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在2020年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全球体育类院系学术排名中,我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上海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和武汉体育学院5所高等体育院校进入前300名榜单,这标志着我国世界一流体育大学建设取得明显进步,与挪威体育学院、德国科隆体育大学等世界一流体育大学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4.2  锁定一流体育学科,强化学科融合发展

“双一流”“新文科”“新工科”建设背景下,高等体育院校锁定一流体育学科建设是建设一流体育大学,培养一流体育人才的关键环节。学科是一个形散而神不散的学术价值共同体,学科建设包含人才培养、科研项目、成果获奖、学术论文、高端人才等数十项反映学科竞争力的关键指标,是高等院校资源、制度、价值、实践等方面的统筹与规划。体育学是研究体育科学体系及其发展方向的一门学科,要统筹规划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学科的融合发展,坚持科研成果和人才培养高质量、高标准原则,突出科研成果的前沿性、创新性、引领性,形成学科代表性成果,南京体育学院“体教融合”、成都体育学院“体医融合”等已形成鲜明特色。软科最好学科排名源自服务于高校学科建设管理部门的学科数据监测平台,在其“2020年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体育学学科排名中上海体育学院连续4年位居全国第一。排名第二的北京体育大学学科布局涉及教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9个学科门类,拥有体育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坚持教育、训练、科研“三结合”办学模式和办学特色,加强体育与教育、科技、文化深度融合,为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培养输送高素质新型体育人才。

4.3  咬定一流体育专业,打造金课特色发展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一流大学是目标,一流学科是条件,一流专业是基础,一流专业是一流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高等体育院校本科专业发展定位应坚持以国家标准为引领,以地方特色为突破,国家标准是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地方特色是人才质量提升的具体表现。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19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的通知》中,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吉林体育学院分别获批6个、4个和3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要坚持需求导向、标准导向、特色导向,以社会需求为前提,以一流专业标准为参照,强化专业特色,持续提升专业内涵和建设水平,为世界一流体育大学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如冰雪项目人才培养是东北地区体育教育专业的最大特色,哈尔滨体育学院坚持以特色办学为引领,提升核心竞争力,成为我国冬季项目的主要人才培养基地,先后为国家培养出了罗致焕、王金玉、刘凤荣、申雪、赵宏博、王濛等世界顶尖级冰雪运动竞技人才,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和智力支撑,并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专门人才。一流专业发展定位决定了一流体育大学的宽度,如何打造“金课”才是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保证。2019年,教育部印发《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实施一流本科课程“双万计划”,认定万门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和万门左右省级一流本科课程。2020年,教育部认定体育类线上一流课程11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12门,线下一流课程19门,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7门,社会实践一流课程2门。上海体育学院入选8门课程,北京体育大学入选7门课程,优势比较明显,而其他体育院校还相对薄弱。

4.4  立定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对体育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体育强国建设面临着更多的任务和挑战。面对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远景目标,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发展迎来了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在服务“体育强国”国家战略方面,南京体育学院坚持教学、训练、科研“三位一体”办学模式,是全国唯一一所既承担高等教育办学任务又承担竞技体育为国为省争光行业使命的特殊高校,是江苏省唯一一所独立建制的体育高等学府和重要的省级竞技体育训练基地,先后走出了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袁伟民等一大批体育行业领军人物,共培养了15位奥运会冠军和101位世界冠军,取得了丰硕办学成果,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以及国家体育总局、江苏省委省政府以及国际奥委会的充分肯定,多次获得国家和省级嘉奖,被誉为“世界冠军的摇篮”。服务区域,并与区域协同发展既是一流高校的重要特征,也是一流高校建设的源头活水。《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将“双一流”建设纳入区域重大战略,形成“双一流”建设与其他重大工程互相支撑、协同推进的格局,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高等体育院校应以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与政府部门、企业、科研机构等建立协同创新机制,进而实现教育、体育、卫生、产业等资源汇聚,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影响力和推动力的来源。由上海体育学院牵头,国家体育总局、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体育局等体育部门支持,联合上海久事体育集团、中体产业等多家协同单位共同组建的上海运动与健康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以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围绕体育产业、运动康复、青少年体质健康及科技助力奥运等领域,以“校政—校企—校所—校校协同”为路径,立足上海、服务长三角、面向全国,全力打造运动与健康产业领域新型协同创新平台,无疑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4.5  坚定文化传承创新,推动交流合作发展

体育文化的价值意义在于传承,高等体育院校作为体育文化创造和传播的源泉,引领着社会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发挥着传承的功能;体育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高等体育院校作为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前沿阵地,吸引着不同文化的交融发展,持续为体育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创建中国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离不开“中国特色”,一方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世界一流体育大学的价值导向和安身立命之本;另一方面,突出中国优秀体育文化是建设世界一流体育大学本质要求和内在动力。立足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中国高等体育院校稳步提升的自信力,提高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效益和我国高等体育院校体育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如武汉体育学院坚持开放办学,先后与37个国家(地区)的100余所高校、体育教育科研机构和世界知名体育组织建立紧密联系。积极开展同国(境)外学校联合办学项目,有国际合作办学项目7个,国际合作项目在校学生近500人,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德国、丹麦、新西兰等国的多所大学开展学生短期实习、实训合作。我国高等体育院校通过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交流合作,促进体育文化的共建共享共荣,不断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体育大学建设。


——摘自:朱传耿,郭修金,我国高等体育院校的发展特征与战略趋向——《体育学研究》,2021.0